20世纪90年代，中国移民史研究取得重大进展。该领域有两项重要的研究成果：一个是简介性质的《简明中国移民史》①；另一个是里程碑式的著述《中国移民史》②，该书不仅呈现了主要的数据资料，并且包含了相应的注解。本文将深入探究的问题是：这两部著述对长江下游流域的人口及其移民结构的研究，可以为江淮官话（Jiāng-Huái family③的方言史研究提供哪些启示。尽管文中会提及其它方言群，但我们在此主要关注江淮官话。④ 二、汉代界面⑤：汉魏晋时期的方言分布 扬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方言》所记录的地理名称，反映了汉代中期人们对同时期方言分布的认识。这部著述收录了许多地方词汇。它明确提到了方言区，而这些方言区的命名可用来断定扬雄时代的方言区域分布。司礼义（Serruys）已对该问题进行了相当详细的研究。⑥类似的方言地理名称偶尔也会被东汉的注疏家用在古籍上。我们通过比较这两种类型的材料，得到了一个颇为清晰的汉代中期至晚期的方言分布图（Coblin 1983，ch.iii；特别参看第22页地图2和第26页地图4。⑦这一时期，在通常被称为中央平原（即中原）的地方有一个中部方言群。其西边是西部方言，它以陕西关中盆地为中心，但实际上覆盖了更广泛的区域。其东边是东部方言，涵盖现在的山东⑧和江苏北部地区，向南延伸到长江两岸。南部方言主要分布在中部方言的正南面，大致从淮河流域的北端开始，向南延伸到长江以南，距离多远不确定。南部方言的东面是东南方言，从长江起，以东海岸为界，其南面范围不确定。南部和东南部方言之间的边界亦不确定，但前者的范围很可能至少包括洞庭湖地区，以及资江和湘江流域的部分区域。在广袤的东南部和南部方言区里，汉人聚落可能较为稀疏，并且集中在水陆交通沿线适于耕种的平原上，而那里原先居住着大量的非汉人口。⑨ 郭璞（276-324，注疏家兼诗人）所用方言地理名称表明，在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主要的方言群及其分布与汉代相似。⑩他没有明确提到中部方言，但这些方言似乎是他主要的参照点。东南方言群被他称为江东方言，与其它类型的方言非常不同。西部（即关西）、东部（东齐）以及南部（荆巴）方言群也各不相同。汉代的方言概貌在这一时期保存相对较好。 三、第一次南迁浪潮 公元4世纪时，中国史学家所谓的“永嘉之乱”打破了汉魏晋时期的平静。陈寅恪首次详细讨论了这场剧变在语言学上的重要性。(11)自此，该问题受到中国历史语言学家们的持续关注。罗杰瑞将其总括如下： 西晋在公元316年灭亡时，贵族、官僚大批移居扬子江以南，和当地的贵族一起组成南朝几代的统治阶级。西晋的移民带去了具有优越地位的北方方言，成了南部书面共同语的基础，这和当地的口语大概有很大不同。(12) 学者们对这些事件的兴趣集中在它们对金陵地区（即现代南京）的标准书面语语音或读书音的发展变化所起的作用，这些标准书面语语音或读书音随后被编入《切韵》及其后代韵书。学者们还讨论了南朝贵族所采用的相关共通语（koine柯因内语）的发音。不过，相较于贵族以及他们的共通语，我们在此更为关注的是外来移民中那些大多不识字的普通人，他们的移民构成及语言发展。 正如《简明中国移民史》及《中国移民史》所述，这些移民运动范围甚广，时间持续了将近150年。(13)在东部，大量移民南迁，经长江进入现在的江苏南部地区，一定程度上也抵达了浙江北部及中部。受其影响的地区包括但当然不限于南京。这些移民一半以上来自山东和苏北。其余来自河南和河北，甚至远至山西和陕西。在西部，另一股移民潮将移民带到了长江以北的安徽中部。到目前为止这个群体中河南人占大多数，但也有人来自安徽淮北，还有较少的人来自河北、山东和山西。他们中真正越过长江并在长江以南定居下来的相对较少。迁入湖北的移民主要来自山西、陕西和河南，定居在长江上游流域的江汉地区以及四川盆地。这两个地区都不在本研究的讨论范围之内。在此期间，跨越长江迁入江西最北端和湖南的移民很少，他们也没有进一步向南进入这些省份。 这些人口变化的语言学意义是什么？该移民活动发端之前，长江以南似乎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汉语，一种是东部类型，我们称之为江东方言（Jiāngdōng，汉代的东南部方言群），另一种是更具西部特征的类型，我们称之为荆巴（Jīng-Bā，汉代的南方方言群）。后者不仅分布在长江以南，在长江以北地区亦有分布，一直到淮河流域。这两者似乎都应该归入多年前罗杰瑞所提出的“古南方汉语”之中。(14)不过，虽然这两种形式可能相关，但早期的资料表明它们并不相同。我们对荆巴知之甚少，而对中世纪所谓“吴”(15)的江东方言却有更多可以讨论的内容。如通过佛教的对音材料洞察其语音(16)，通过文献材料挖掘其词汇和句法的大量信息，尤其是梅祖麟的相关研究，例如《汉语方言里虚词“著”字三种用法的来源》(17)《〈祖堂集〉的方言基础和它的形成过程》(18)《几个台湾闽南话常用虚词的来源》(19)《吴语“吃仔饭”的断代问题》(20)。据说许多闽方言的口语层直接来源于江东方言(21)，现代吴语中的相关底层也可能有类似的起源(22)。罗杰瑞提出的“古南方汉语”的许多特征也都是江东方言的典型特征，但尚不清楚这些特征在多大程度上同时体现了江东形式和荆巴形式，而不仅仅是前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