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623/j.cnki.36-1341/c.2021.03.005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主线是通过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进程转型为民族—国家，以寻求独立和富强。民族—国家起源于近代西欧，它的一个基本特点是能够做到对国内以军队为主的暴力资源的彻底垄断——其他国家类型则有心无力，①以此为基础发展出强大的战争和汲取能力，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②但是，关于垄断暴力资源问题，中、西出现了不同的道路：在西欧，君主作为主体，通过建立常备军剪除国内封建势力；在中国，政党成为主体，通过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民国军阀割据中成功地再造统一国家。因此，研究现代中国问题不仅需要“找回国家”，还需要“找回军人”(bring the soldier back in)，将军队纳入政治研究视野。③ 和国民党治下军阀林立、混战不休的格局相比，建军以来从未发生内战的中国共产党，似乎轻易地就实现了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但是，近年来的研究指出，中共在领导军队过程中遭遇了士兵不遵守纪律、权力结构紊乱及由此导致的内部纷争等一系列困难，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反复调试军队组织与制度，以增强对军队的领导能力。④既有研究提示，中共军队研究不能仅停留在军队是否服从党的战略战斗命令层面，而要深入军队运作的微观细节，才能把握绝对领导问题。因此，进一步的问题是，应该如何深入研究党领导军队的具体细节？ 一般来说，在中共话语体系中，“党指挥枪”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经常交替运用，前者被视为后者的“一种形象化表述”。⑤在此，“枪”被理解为一个隐喻，表征手持武器的军队。但有学者发现，在中共革命历史档案中，“枪”更多地是实指作为物资的枪支，获取枪支是红军面临的难题。⑥获取枪支的目的，是为了分配和使用枪支。延此思路，本文梳理历史档案，发现在武装革命初期，中共红军普遍出现了党无法完全自主地分配枪支的困境。换言之，“党指挥枪”的表述，形成于党不能分配枪支的历史语境之中，而“党指挥枪”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相互通用暗示了，中国共产党所理解的绝对领导，不仅仅是在战略战术层面指挥军人，更要深入微观层面取得对日常物资的完全支配。因此，枪支分配可以而且应当成为研究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个视角和组成部分。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首先，中共红军中出现了哪些枪支分配难题；其次，中共红军为什么会遭遇枪支分配的难题；最后，中共通过哪些方式解决了枪支分配问题，从而推进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一、难以调配的枪支：以四大主力红军为例 1927年国共分裂，中共走上了武装起义道路。各地革命武装，经过一步步整合，发展出红一军团、红二军团、红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成为中共革命主力，对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⑦本文以这四大主力红军为考察对象，通过梳理相关历史档案，发现中共红军的枪支分配难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除了红三军团外，红军都出现了枪支难以在内部各单位之间按需调拨的问题；其次，中共红军普遍不愿意将枪支分给地方党政组织和武装。 (一)军队内部的枪支分配紧张 红一军团是以红四军为主干，与红三军、红十二军合编而成。其中，毛泽东不仅是“党指挥枪”这一经典表述的提出者，⑧也是红四军和红一军团的主要创建者。1927年9月，秋收起义失利，毛泽东率余部撤向井冈山。行军至江西莲花县时，部队尚有700余枝枪，600余人，⑨形成枪多人少的局面。为取得当时率绿林武装盘踞井冈山的袁文才信任，毛泽东将“我方剩余之武器约百余支，机关枪2挺亦交其领用”⑩，得以顺利落脚井冈山。此时，枪支调拨尚不成问题。1928年，朱、毛会师并创建红四军后，枪支分配问题开始出现。红四军下辖4个团中，“枪枝极不均，二十八团有近千的枪，二十九团仅三百余，(有百多的不能用)，三十一团仅六百余、三十二团仅三百余”(11)。问题在于，“二十八团的枪枝与三十一〈团〉的枪枝是不平均的，屡次开会议决要平均，可是议决自议决，实际是行不通的”(12)。比如，湖南省委指示红四军“枪械应当是要按照需要调动的，绝对打破无形有形的军阀主义，枪械应当平均分配到各团，不应当有私有观念，打破旧式军队的恶习”(13)。但实际上，此类命令均无法在军队当中得到圆满贯彻。 1929年，红四军内部爆发严重争论，焦点之一就是“一支枪也要问过党吗？”(14)在争论过程中，毛泽东以党能否自主分配枪支为标准，将红四军成立至今的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从四军成立到去年九月重回边界为第一个时期……党在这时期中不能有绝对的指挥权，小团体主义充分存在而发展，党不敢作调动枪支上的尝试”；“从去年九月重回边界到三月十四日占领汀州是第二时期。这时期内，党能开始在理论上建设小团体主义了(虽然在实际上还不能)，军需制度建立，成立了七十五支长枪一连的制度，然还没有能触及短枪，拨枪交与地方没有第一时期那样困难了”；“从定州到现在是第三时期……因一、二、三纵队的编制，小团体主义从事实上开始减弱……短枪的数目也能规定。政治部成立，司令部的职权也有限制了”，但也因为“党的意志伸张，个人意志缩减”，产生了“一支枪也要问过党吗？”“马夫[伕]没有饭吃也要党去管吗？”此类“嘲笑党部精密细小工作的口号了”。(15)可以说，毛泽东对枪支分配难题的切身体会和坚持党管军队的政治主张，为他以后提出“党指挥枪”埋下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