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hegemony”通常译为“领导权”或“霸权”，它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历史实践与理论探索的最重要的标识性概念，意指施行政治支配的能力。据雷蒙·威廉斯考证，“hegemony”是从古希腊语进入英文，最早词源为希腊文“egemon”，指“支配他国的leader(领袖)或ruler(统治者)”，政治意涵是“一个国家宰制另一个国家”。①19世纪后，它被普遍用于描述一种达成政治支配目标的政策。这一概念超出国家间政治的意义，则与20世纪欧洲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高度相关。 佩里·安德森指出，自亚里士多德以降，历经古罗马、中世纪、现代早期，“领导权”都未曾出现于西方政治用语中，仅仅在19世纪一度被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家使用，但并未凝练为理论。直到20世纪初的俄国革命，它才重现生机而被赋予全新用法，“即界定国家内——而非国家间——的政治关系”②。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阿克雪里罗得与普列汉诺夫先后提出，在与沙皇的斗争中，无产阶级需要肩负软弱的资产阶级无力承担的历史使命，掌握斗争的主动性和领导权。随着社会民主党的分裂，列宁批评孟什维克将领导权错误地归为普选权，主张将“无产阶级领导权”发展为依靠工农联盟共同战胜沙皇专制，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并建立民主专政。十月革命胜利后，由于新生苏维埃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无产阶级专政”取代了“领导权”。但作为思想方法的“领导权”走向国际化，最重要的进展是意大利葛兰西的重新思考，他使这一概念具有双重意涵：“既包括统治者获得被统治者的同意，也包括通过强制手段来进行统治。”③针对西欧市民社会难以发动类似十月革命的状况，他提出了“有机知识分子”“阵地战”等夺取领导权的革命策略。 “领导权”问题的核心是政治支配，20世纪马克思主义者在面对东西欧不同社会历史状况时，各自发展出独立的政治支配策略：列宁主张的领导权，针对软弱无力的俄国资产阶级，强调以工农联盟为核心的无产阶级领导权；葛兰西主张的领导权，则针对结构稳固的西欧市民社会，强调以有机知识分子为核心的阵地战。前者赢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后者则开启了文化批判的先声。 二战以后，西方历经镶嵌型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个阶段。④伴随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挫折，倾向于文化斗争的葛兰西主义逐渐占据了当代学界阐释的主要视野。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这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参照对象。德里克就认为，毛泽东和葛兰西在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农民问题、知识分子问题等方面有诸多相似的地方。⑤借鉴葛兰西，固然可以激活老问题的新理解，但容易将问题泥于文化或意识形态，偏于“文化领导权”(cultural hegemony)的阐释，甚至忽视葛兰西对意大利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不懈探索的历史初心。 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历程中，“领导权”若被简单等同“文化领导权”或视为意识形态，则具有相当的片面性。威廉斯认为，作为概念的“领导权”既涵盖又超越了“文化”与“意识形态”，“它是指一种由实践和期望构成的整体，这种整体覆盖了生活的全部——我们对于生命力量的种种感觉和分配，我们对于自身以及周围世界的种种构成性的知觉体察”。⑥伊格尔顿指出：“领导权是一个比意识形态更加宽泛的范畴：它包括了意识形态，但不能简化为意识形态。”⑦沃尔夫莱强调：“如果不可简约为意识形态，那么，就其广远的影响而言，霸权也不简约为文化。”⑧据此，“领导权”虽涵盖广泛却又始终立足于政治过程及其支配能力的获得。“文化领导权”遮蔽了“领导权”的整体性，这既与现代性学术分科体制有关，也深陷于后革命氛围而缺乏理论反思。走向后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文化研究的“文化领导权”，日趋成为一种后现代文化政治的知识生产话语，淡忘了自身作为一种解放政治的历史起源及其经验潜能。究其根本，“政治”的当代理解发生了深刻转型：文化政治取代了解放政治。更重要的是，在西方的目光外，“领导权”的中国革命经验及其历史逻辑有待深入讨论。 区别于早期源自西方国际霸权而当下日益走向后现代文化政治的“领导权”，中国马克思主义“领导权”的构建，始终是一种将“解放政治”与“文化政治”融贯一体的历史实践。只有重新纳入发端“解放政治”的列宁视野，使“军事斗争”与“政治联盟”再次回归领导权的整体构造，才能更完整地理解葛兰西意义上“强制”与“同意”的复合型领导权。进而，解放政治与文化政治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实践中的有效结合，更深深奠基于“工农大众”“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等层层丰富、不断展开的主体性历史自觉。 20世纪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实质上是革命领导权(revolutionary leadership)，它包含军事领导权与文化领导权，二者相互结合，互为支撑，致力于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这一根本目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以立志为人民服务的“枪杆子”与“笔杆子”为历史主体，以深具传统底蕴与中国气派的“文武双全”为历史方法，以自我革命与相互嵌入为历史逻辑，在主体性、方法论、逻辑性三者相统一的基础上，形成了既呼应“列宁—葛兰西”问题又富于中华文明意义的创造性的历史实践。 二、“列宁—葛兰西”战略、中国难题与“文武战线” 1895年，列宁在反对民粹派的论战中系统阐述了他的观点：俄国已经资本主义化，但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无产阶级不得不领导争取民主的斗争。他坚持认为，“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俄国革命，必然是资产阶级革命”。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应致力于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内部的分歧在于同盟军问题。在与立宪民主党自由派的联盟问题上，孟什维克持乐观态度，并积极参加杜马，列宁则抱有怀疑态度，认为自由派靠不住。列宁更积极地看待农民的革命作用，强调革命取决于边缘集团尤其是农民的态度，提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1906年，他呼吁将土地分给农民，刺激农民脱离大资产阶级并为民主共和国创造经济基础，使资产阶级统治真正成为可能。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