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21)05-0025-07 [DOI]10.16783/j.cnki.nwnus.2021.05.003 1980年，被誉为“英国文化研究之父”的霍尔(Stuart Hall)领衔主编《文化、媒介和语言：文化研究论文集(1972-1979)》(Culture，Media，Language: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1972-1979)，其中就收录了如今已在传播学界广为人知的经典文本《编码/解码》(Encoding/Decoding)[1](PP.117—127)。鲜为人知的是，该文的最初完整版本题为《电视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elevision Discourse)，它是青年霍尔于1973年提交给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举办的“电视语言的批判性解读训练”会议的参会论文。随后该文的修订本收录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当年第7期蜡印论文集中[2](PP.1—19)。时至今日，作为传播学教科书中批判学派代表性成果之一的“编码/解码”理论通常正是以1980年版的《编码/解码》作为底本，这一书写主要是从传播研究的专业角度呈现一种不同于主流经验学派的替代学科范式，由此导致我们在习以为常中忽略了1980年版与1973年版的文本差异，“尤其是最早的1973年版中霍尔所要表达的理论方法、论证逻辑、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相比公开流传的1980年删改版，1973年版具有更加突出的范式论辩和政治批判色彩。”[3](P58)实际上，传播学科在建制发展的同时不得不伴随着一系列理论操作上的画地为牢，《编码/解码》一文最初写作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语境在传播学科的框架中遭到淡化乃至消解，由此导致了我们对该经典文本的解读倾向于陷入媒介中心主义和隐性功能主义的窠臼。因此，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思想史研究方法，我们有必要重新解码《编码/解码》，特别是从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媒介研究交汇的特定历史语境出发，力求去重新把握这一经典理论文本蕴藏的丰富思想史意义。 二、批判行为主义范式：与大众传播研究中心的论战 《编码/解码》一文的直接论战对象是东道主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关于这一点，1989年，霍尔在马萨诸塞大学接受采访谈及此文的最初创作动机时明确指出，“尽管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但是此文的确带有一些论战意味”[4](P253)。如何理解这里的“论战意味”？霍尔基本上就是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代言人，当时风头强劲的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与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缘何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论战？为此我们有必要先回到历史考察当时论战双方的主要理论旨趣与方法语境。 作为文化研究学派重要开创者的霍加特(Richard Hoggart)早在1957年发表《识字的用途》(The Uses of Literacy)中就以一种半自传式民族志方法探讨大众媒介对英国工人阶级文化产生的影响，他站在改造传统利维斯主义文学批评方法的新左派立场反对美国商业文化侵害英国本土工人阶级文化[5]，其探讨核心是工人阶级意识的复兴问题。1964年，霍加特创建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他在就职演讲中强调要在大众媒介与文化领域“发展一种批判实践”[6](P237)，这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此后文化研究中心持续推进的媒介批判研究的理论旨趣，由此“从一开始媒介研究就是研究中心的一大工作焦点”[7](PP.104—109)。同年，霍尔和英国电影学会沃奈尔(Paddy Whannel)合著《通俗艺术》(The Popular Arts)一书，该书对当时的英国媒体、电影和大众文化进行了一种霍加特式的专题分析[8]，开启了一种立足工人阶级批评性使用大众媒介的文化政治学[9](P110)。随后霍尔应霍加特之邀加盟草创不久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并于1968到1979年间实际接替霍加特担任中心主任。在二战后英国广电商业垄断持续推进与法国红色“五月风暴”席卷西欧的历史情势下，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霍尔的领导下开启了一场划时代的“结构主义转向”，从而将大众媒介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迅疾抬升为研究中心至关重要的理论议题之一，而“媒介小组”则成为研究中心持续最久和影响最大的研究小组。 几乎同时，1966年，被誉为“英国大众传播研究之父”的哈洛伦(James Halloran)在莱斯特大学创立大众传播研究中心。谈及哈洛伦，他不仅是著名的“国际媒介与传播研究学会”(IAMCR)的重要奠基人，而且他还担任该协会主席长达20年(1972-1991)之久，该协会与美国主导的“国际传播学会”(ICA)埙篪相和——作为国际主流传播学家的哈洛伦主持创立的大众传播研究中心同样深受美国主流实证主义传播研究范式的影响。该中心主要采取美国主流社会心理学(主要是行为主义心理学和弗洛伊德主义心理学)与批判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开展媒介研究。尽管哈洛伦领导下的大众传播研究中心的媒介研究旨趣更倾向于美国主流社会心理学范式，但是他也尝试汲取当时正在兴起的政治经济学资源作为理论补充。因此，就后一研究取向而言，大众传播研究中心直到第二代学人戈尔丁(Peter Golding)和默多克(Graham Murdock)才逐渐树立英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旗帜，甚至在后来大众传播研究中心还被学界冠以传播研究的“莱斯特政治经济学派”[10](P187)，不过70年代初期这里还处在实证主义传播研究主导下的“哈洛伦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