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一般而言，任何伟大思想家的思想形成与发展历程，都与其成长环境息息相关，与其生活和工作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密不可分。固然，任何思想的发展都有承续的因素，但现实逻辑的强大推动却更是不可忽视和不可轻视的前提。尤其是当我们把研究对象锁定在千年一遇思想家马克思及其战友恩格斯这般重大历史人物的新闻思想形成与发展的时候，我们更要特别注意研究视野的张力，务必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放在他们成长的家庭环境、德国场境乃至欧洲背景的历史范畴之中，由此展开全面的分析和系统的考察。 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均已超过两甲子，但时间距离却给后人提供了很好的研究空间。一方面，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西方学者勤奋的史料挖掘和论著成果的厚重积累，为我们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国门打开，眼界顿阔，思路顿敞，又使我们旷其盈视，盱其骇瞩，无论是作为对象的客体，还是研究的主体，都能够立足于高大的历史站位，从而更加透彻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更加深刻地认识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思想。马克思主义贯穿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思想，而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曾经指出：“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行，甚至发生失误。什么都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本说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说过的不能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同时，根据需要找一大堆语录，什么事都说成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说过了，生硬‘裁剪’活生生的实践发展和创新，这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习近平，2020：224-225)可以肯定地说，习近平批评的以上状况，在新闻学界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倘若我们只是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论著断章取义，根据需要去寻辞摘句，作一些脱离当时历史条件的片面说明和肤浅解读，那我们则既不能真正获得马克思、恩格斯新闻思想的根本精髓，而且还会误读马克思、恩格斯新闻思想的科学判断，进而损害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实质。 本文认为，只有从18世纪、19世纪欧洲大历史和德国历史的现实进程中深入考察，才能真正认识和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新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从而彰显马克思、恩格斯新闻思想的鲜明特征。故此，本文将着重介绍和阐述马克思、恩格斯所处年代的欧洲背景和德国处境及其思想产生的时代缘由。 一、欧洲背景：普鲁士的历史角色 马克思(1818-1883)和恩格斯(1820-1895)的生命岁月，都是在19世纪度过的。用21世纪的眼光看，马克思、恩格斯是德国人；用19世界上半叶以前的眼光看，马克思、恩格斯是前德国的普鲁士人。如果我们以今天德国在欧洲和欧盟的举足轻重地位来评判1820年以前的德意志，认为两者没有任何差异的话，那我们肯定就是大错特错。因为当时的普鲁士在欧洲大陆顶多是一个二流国家；在欧洲重大事务活动中，比较活跃和经常出面的国家是法国、英国、俄国、奥地利帝国(简称“奥国”)，普鲁士是欧洲五强中最弱的国家。在欧洲政治和外交舞台上，普鲁士有时只是比较重要的配角而已。当时的德意志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不是一个国家。与今日德国之欧洲声望相比，二者简直有云泥之别。 那么，在18世纪前后，谁是欧洲大陆的主宰国家呢？历史的响亮回答是：法国！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基佐(1787-1874)在名著《欧洲文明史》一书中写道：“回顾17、18世纪的欧洲历史，不可能不看到法国已处于欧洲文明的领先地位。”“在17、18两个世纪中，法国在欧洲的影响是以很不同的面貌出现的。在17世纪，对欧洲发生作用的是法国政府，是它居于进程的领先地位。到18世纪，占优势的就不是政府而是法国本身。……在这两个时期中，法国都是欧洲文明的先驱，先是由于它的政府，而后是国家本身；先是由于国家掌权者的行动，后是由于独特的学术发展。”(基佐，1998：221)不只是当时的法国历史学家这样认为，直到20世纪末欧洲的历史学家也仍然这样认为。例如，当代英国史学家诺曼·戴维斯在论述近代欧洲大陆历史时，这样写道：“法国的霸权在欧洲持续了近200年，从1661年年轻的路易十四亲政开始，一直到1815年拿破仑的垮台。尽管在拿破仑战争中法国败北，但它独步欧陆的地位并未最终被取代，直到1871年法国向俾斯麦的德国投降。在2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巴黎作为欧洲政治、文化和时尚的中心的地位是无可匹敌的。”(诺曼·戴维斯，2007：625) 法兰西能够称雄欧洲二百年，主要依赖于三件“独门绝器”：一是路易十四国王(1638-1715)。这位享年77岁的最高统治者曾经执政长达72年之久，在欧洲历史上，“这样长期的统治是前所未有的，他为欧洲所有的国王树立了一个模式”(赫·乔·韦尔斯，1982：890)。比起欧洲其他君主来，路易十四更被视为他那个时代的最高象征。一位欧洲史学家这样写道：“他是专制主义最完美的形式——纯粹君主制的体现；是模范的统一的政府结构的建筑师与鼓励者；是经济与殖民事业的推动精神；是艺术与思想品味的独裁者；是这个未滋生宗教异端的天主教民族‘最基督教化的国王’；是欧洲外交的领袖；是欧陆最为强大陆军的指挥官。”(诺曼·戴维斯，2007：627)另一本欧洲史学专著也作过近似的表述：“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法国在欧洲的影响变得如此巨大，以致其他列强对法国的优势都心存畏惧，认为它是一个‘贪得无厌’(按当时的说法)的国家，担心它会危及大陆的均势，并威胁每个独立的国家和独立的王侯们的宗教自由和政治自由。”“从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观点来看，路易十四在法国文学、建筑、学术、科学和文学艺术方面所做的工作，以及他给一大批欧洲的诗人、艺术家和学者(无论他们是否在法国从事研究)颁发的奖金，看得似乎比他进行的战争更加重要。他的凡尔赛宫建筑方案及其对各种学院的赞助成为其他各君主效法的榜样；法语变成全欧洲有教养阶级的语言，并帮助创造了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初出现的世界性的文明。在他的统治时期，法国大学和医院(我们把医院、济贫院和感化院统称医院)的数目、法典的编撰、行政管理程序和效率，以及在从路灯的照明、巴黎的治安和开凿格多克运河(它使大西洋和地中海之间提供了便利而有效的交通)等各种实际改革方面，也都取得了进步。”(世界史便览，1983：367)从号称大君主、太阳王的路易十四起，法兰西的国土疆界大致形成，法语风靡欧洲大陆百年以上，各国普通人以会熟练地读写听法语为荣耀。正如著名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的：那时“法兰西语言已经成为我们西方世界那一中心部分通行的混合语言，并且扩大它的领域，达到了过去西班牙和奥托曼两个帝国版图的最远端。一个人只要懂得一些法文，将仍旧可以漫游比利时、瑞士、伊比利亚半岛、拉丁美洲、罗马尼亚、希腊、叙利亚、土耳其以及埃及，不会发生语言困难。在整个英属埃及境内，法语一直是埃及政府代表和他们英国顾问之间的公事交际语言。”(汤因比，1962：290)可见，语种霸权是国家霸权的话语呈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