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公众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教育、医疗、住房等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上来，对审计信息公共服务需求越来越多样化、个性化和高层次化，对审计机关的注重和要求也日渐提高，促使政府从追求经济发展绩效向提供公共服务转变。审计机关仅仅实施审计和揭露问题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各界对国家审计的需求，公众期望审计机关在实施审计监督之后，更好地为公众提供审计信息公共服务。 自2003年审计署向社会发布第一份审计结果公告以来，尽管各级审计机关在利用官方网站等媒体公开审计信息方面进行了大量而积极的探索，并取得了显著进步，但是审计信息公共服务内容的宽度和深度不足，选择性和单向度的审计信息公共服务较多，实用性方面与公众需求存在相当大的距离，常常面临“提供的审计信息公共服务不需要，需要的审计信息公共服务找不到”的尴尬，即我国面临公众对审计信息公共服务需求迅速增长与审计机关供给相对不足的矛盾。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可见，国家审计如何提供满足公众需求的审计信息公共服务，解决审计信息公共服务供给短缺与社会公众日益增长的审计信息公共服务需求之间的矛盾，亟需研究，以促进审计机关扩大有效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更好地让审计信息公共服务满足公众的需求，实现政府与社会公众的良性互动，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效落实。 二、文献回顾 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审计范围由财政资金到领导干部经济责任，由政府绩效到环境改善，逐步实现从政府本位向公众本位、社会本位转变。近年来，随着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实施，国家审计对环境的治理成为政府公共服务的有效助力。杨学华、邓梦泽和尹律、徐光华认为，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需要加大环境审计供给、刺激环境审计需求，实现环境审计供需互动，以推动环境审计发展。傅毅明认为环境信息治理处于环境信息公开向环境信息公共服务转型期，表现为环境信息需求的公众主导以及环境信息供给的公众参与。 国家审计与社会公众的互动充分印证了审计信息在公共服务领域发挥的重要作用。相关理论研究认为，国家审计在政府与社会公众间发挥了信号传递的作用，通过提供协调矛盾的“掌握事项”和“建立诚信”两类信息，减少政府与公众之间信息不对称，引导公众参与问责，实现“官民共治”。进一步地，从实证研究的角度，王芳等发现，公众的审计需求与国家审计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需建立有效的公众审计需求显示和传导机制，而国家审计亦能通过监督和信息保障功能促进公众参与的实现。国家审计与公众参与的互动机制主要表现为审计立项对公众建议的接受度、审计结果对公众阅读的方便度以及政府信息公开的程度。 从审计信息公共服务的成效看，李兆华、倪永强认为，国家审计工作开展以来，更多注重自身的发展建设，忽视了公众的需求和评价，致使对审计工作成效的舆论出现“政府部门的肯定”和“公众与部分学者的质疑”两种观点。马箭超、孙福明提出，审计信息供给方在研究需求方需求变化的同时，应通过改善自身审计技术来改进审计信息供给。 综上所述，有关国家审计信息公共服务问题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不仅拓展了视野，而且得出了许多有意义的结论，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上的参考。但由于研究视角不同，国家审计信息公共服务效果不尽如人意，没有达到公众的心理预期，与公众的期望存在较大的距离。可见，国家审计信息公共服务的治理功能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引发公众对国家审计信息公共服务实现国家治理到底能发挥多大效用的质疑，促使社会各界关注国家审计信息公共服务。尽管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审计信息公共服务，但并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无法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审计信息公共服务需求，所以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入研究，为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国家治理现代化服务。 三、国家审计信息服务国家治理的演进 （一）国家审计信息封闭环境下的国家治理 审计机关1983年重建初期，受长期“全能型、管制型”政府的影响，以及公众参与意识淡薄、参与能力不足、参与机制缺失，加上审计机关担心泄露审计机密及被审计单位秘密，审计系统“封闭”运行，通常的工作流程是在审计项目完成后便进行归档，审计信息未对外公开，致使广大公众不得耳闻，无从知晓。审计信息仅在审计机关、委托部门以及被审计单位主要领导干部之间传阅，很少在其他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中共享，导致审计透明度不高，社会公众看不到审计报告，不知道审计发现的问题，无法将其充分运用，更谈不上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大大减弱了国家审计的治理作用。而且公众对审计信息披露需求不足，不能形成有效的审计信息公开要求和压力，无法有效地服务国家治理。可见，国家审计信息封闭无法高效地实现国家治理。 （二）国家审计信息公开环境下的国家治理 2003年，“非典”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后果，要求政府治理模式从封闭走向公开。于是，审计机关开始向公众公开审计信息以满足公众知情权的要求。国家审计机关将那些有悖于法律法规或者社会规范的行为公之于众，引发公众的指责，实现审计监督与舆论监督的结合，形成一种社会舆论监督力量，有力地监督与制衡公共权力，促进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变，减少公共权力腐败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