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北宋前期的“计省”，三司在财政管理中扮演何种角色，其“财权”包括哪些内容，限度如何，怎样运作，一直是学界颇为关注的话题。与此同时，人们受朝廷“不预”国计，贡赋“一归三司”，①“中书主民……三司主财，各不相知”②等说法影响，往往将居于中枢决策层的中书门下宰执，③作为理解三司财权的参照系。在早期研究中，学者基于皇权、相权斗争这一视角，多执着于辨明三司、宰执的从属关系，进而比较其各自财权大小及独立性。④但由于缺乏对“财权”内涵的界定，相关讨论始终无法达成共识。 研究路径的调整，始于宫崎圣明《北宋中书与三司的统摄关系》一文，⑤其在反思中日学界关于三司、宰相关系两大对立成说(“三司独立”说、“三司下级机关”说)基础上，通过考察财政政策的决定过程(特别聚焦于茶法)，分析了北宋不同时期中书、三司统摄关系的实态。宫崎氏认为，宋太祖、太宗两朝，三司与中书均直属于“独裁君主”，二者各自独立；但在真宗、仁宗二朝，随着边军粮草的迫切需要，以及茶法的屡次调整，宰相参与到“茶盐酒税”等财计决策中，并自天圣年间以降逐渐获得了决策主导权。⑥宫崎氏的研究，将抽象的“权力”落实于具体化的决策过程，并注意到不同时期二者关系的差异性，其论断具有说服力，极大推进了学界对三司、宰相关系的认识。此后，学者多着眼于政令形成过程，在认同北宋财政决策权集中于君主前提下，就三司、宰相对收支大数的掌握，⑦以及各自取旨渠道等问题进行了考察，⑧进一步揭示了北宋财政管理中两大主体关系的具体面向。 宫崎圣明虽不再执着于比较财权强弱，但仍立足于考察二者“统摄关系”及决策主导权之变化。换言之，上述研究，多将三司与中书门下视作财政管理中相互对立的实体，从职权“争夺”角度，关注二者如何依托君主旨意或制度规定，获得对财政事务更多的“决定权”。在此思路下，学者较少讨论中书、三司职权的划分方式及其得以运作的“能力”基础，尤其是建立在二者密切互动基础上的财政信息获取与分析能力。事实上，围绕财政管理的职权分工与能力维系，中书、三司经历了持续的协调与博弈，其各自职能、权限与彼此配合方式也有所变化；在此过程中，二者的职权与其行政能力间，或存凿枘之处，影响财政管理的实际效果。这就促使我们思考以下问题：在北宋君主直接统辖下，三司财政管理的基本依据为何，这些依据如何规范其与中书的互动、分工模式？在此分工模式基础上，中书、三司于官僚体制所处的位置，又塑造了怎样的权能关系？这种权能关系在何种情况下得以维持，又是否能适应北宋财政管理的需要？ “有条事件”与三司自主处置权的形成 三司日常财政管理，多为“常程计度”“簿书期会”等所谓“日生烦务”。⑨此类文账案牍审核工作，内容庞杂而头绪纷繁，同时专业要求较强。三司若每事进奏，不但将使君主、宰执负担过重，本司事务也将大量积压。制订相应标准，划分三司与朝廷的事任分工，并赋予三司一定自主处置权，从而完善财政分层管理机制，实属势在必行。因此，考察三司财政管理自主权之依据，分析其在依据形成过程中发挥何种作用，乃是理解三司、中书分工方式及各自权限的基础。 (一)“明有条贯”：三司自主处置权限的形成 北宋太祖与太宗，相较此后的君主，往往倾向于“独断”政务，如宋太宗“躬亲机务，纶旨稍频”，甚至形成“有司指挥，多以劄子取圣旨”⑩之局面。就钱谷之务而言，有司多以丛脞琐事进奏取旨，由君主直接做出具体指示。与此同时，自太宗后期起，中书宰执在财政决策中的角色逐渐重要，至道元年(995)正月，太宗规定三司“起请擘画钱谷刑政利害文字”，须由中书、枢密院“检详前后条贯，同共进呈”君主，(11)当年五月，复命中书参校三司孔目官李溥条列三司钱谷利害七十一事，“其四十四事可行，遂著于籍”，(12)可见在太宗安排下，宰执逐渐参与对三司所拟财政政策、制度方案的审核，以备君主顾问。但总的来说，面对纷繁庞杂的钱谷事务，宋廷尚缺少必要的层次划分与分流机制，各管理主体的参与方式、处置权限，主要取决于君主旨意。(13) 随着进奏取旨的政务数量增多，君主、宰执负担日重，需将部分庶务交予行政职能部门处理。(14)大中祥符三年(1010)二月十二日诏：“三司、提举库务、提点仓场、管勾国信官应自来承准宣敕条贯，并仰遵守，不得将有条事件再具劄子，上殿取旨。若实有不便，乞行改正者，具状以闻。”(15)对于“有条事件”，三司不得再以劄子面奏取旨；纵使其间存“不便”之处，亦只得以奏状方式进呈。此举主要为纾解朝廷决策压力，提高政务处理效率，在当时并非特例。如为避免开封府、审刑院等机构凡事奏报朝廷，以致庶务积滞，宋廷亦依据事件情由对其政务加以分流。 对直属中书的行政职能部门而言，政务分流未必意味着有权自主行遣，以审刑院为例，据景德四年(1007)七月诏：“自今官吏犯赃，及情理惨酷有害于民、刑名疑误者，审刑院依旧升殿奏裁，自余拟定用刑，封进付中书门下施行”，若刑名拟定允当，审刑院无须进奏，但须实封报中书施行，以便“令宰相更为约束”。(16)相比之下，三司不隶中书，其对于“有条事件”，具有更多的自主处置权。嘉祐元年(1056)正月，知谏院范镇针对仁宗“下行有司事”，曾作如下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