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中国传统节庆文化遗产的继承与振兴成为人们所关心的课题。如果从美学的角度看，对节庆传统的关注和研究正体现了经典美学和非遗美学的差异。传统美学更多研究经典文学与文化现象，非遗美学则更关注在民间生活基础上形成的各种节庆现象的审美特征、心灵体验，尤其是探究这里面的情感价值，“当美学传统和美学史的观念从主流精英文化形塑的经典之链中解放出来，审视整个社会审美活动中生生不息的活态传统，关注社会环境、文化群体、交往方式、集体记忆与情感认同多方面生态要素的有机关系，就会看到远比经典美学体系更为复杂生动、更为广袤深厚的审美生态传承发展历史与当下生活的整合景观”①。从传统经典美学到非遗美学，在理论层面对中国当代节庆的审美重构进行深层探究，可以找出节庆传统“活态传承”的新机制。这其中，关于节庆“事象之美”的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中国的节庆“事象”，一般指的是和节庆相关的习俗、制度、信仰等文化活动和现象。关注节庆的“事象之美”，就是研究各种和节庆相关的物质、精神活动和现象中的美学价值。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节庆风俗事象，包括仪式活动、民间信仰等；二是节庆口头事象，包括俗语、传说、歌谣等；三是节庆物质事象，包括饮食、服饰、手工艺品等。节庆的“事象之美”，蕴含有丰富的审美趣味和内涵，对其进行研究，可以窥见节庆文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民俗事象研究，按照高丙中的说法，这是由英国人类学派民俗学家所开创的，它既是一种学术取向，又是一种占有资料的方式，同时其目的是探讨文化问题，解释生活中的个别现象②。事象研究并不是一定要复活那些文化遗产的物质形态(事实上也不可能做到)，而是重现甚至重构其隐含的文化意义、功能或者价值。这就是研究节庆“事象之美”的意义所在。 一、中国传统节庆文化符号体系中的“事象之美” 中国传统节庆的大背景是绵延数千年的农业社会生产环境，在实践中建构出了独特的“事象之美”，体现为一种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审美阐释。以中国传统节庆体系中具有代表性的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为例，可以看出“事象之美”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 首先，从节庆风俗来看，很多节日的事象都和农业习俗有关，或者是从农业生产生活中演化而来的。从美学的角度看，我国的传统节日有其特定的时空意识，节庆活动的仪式风俗事象基本上都对应农事活动，这是其节庆“事象之美”的生成基础。 以中国传统中重要的节日春节和清明为例，这是两大仪式感显著的节日。就审美内涵而言，春节的“地方性经验”就在于它代表中国不同地区农业年度的结尾，以及新年度的开端。具体表现为一系列的“事象”，象征一年周而复始、万象更新的“审美意象”。从腊月初八开始，喝腊八粥有“免瘟祛疫”的内涵；腊月二十三祭灶燃纸，送灶王爷上天，除夕再迎回；除夕夜的仪式包括年夜饭、祭祖、守岁等，都是仪式感很强的活动。进入正月：“初三谓谷子生日；初五为破五；初七为火神生日；初八为财神生日；初九为天神生日；初十为石头生日；十三至十八为上元元宵灯节；二十为小填仓；二十五叫大填仓；二月二龙抬头等。”③这些均伴随着一整套的仪式活动，以家族、家庭为单位来展开，几乎都强调整个家族和全体家庭成员的参与。这些仪式活动虽然形态各异，但内核一致，才构成了春节作为节庆的美学系统。如李泽厚所说的那样，“美之所以不是一般的形式，而是所谓‘有意味的形式’，正在于它是积淀了社会内容的自然形式④。春节仪式之美正是来自于人们在农业生产中形成的对大自然和祖先的神圣情感。 清明节则是另一个审美意义显著的传统节日，从中可以见到中华民族对家族、祖先的情感认同和诗性阐释。“从远古至今，从寒食到清明，上墓习俗能够绵延数千年不绝不是偶然的现象，在人和自然不断互化的长期严酷的过程之中，祖先成了我们最后最可靠的精神家园，上墓习俗在某种层面上与其说是人向祖先的崇拜和祭祀，不如说是祖先对后人的鞭策激励和安慰，也是人类最终寻求到的精神慰藉和归宿。”⑤清明习俗的核心是扫墓祭祖，严格说这里面的内涵并没有太多的实用性色彩，主要体现了家族意识和血缘情感。滕守尧曾说过：“在艺术形象闪现之前，有意识的积累并不纯是知识的积累，而多半是情感的积累。”⑥清明节从神圣到世俗的转变，与之伴随的是一系列民间传说，以及相关的审美意义。清明实际上是个自成体系的节日小系统，清明节的活动不仅有祭祖扫墓等一系列慎终追远的仪式，还有踏青郊游、娱乐健身等活动，如陕西的游水，四川的野游，福建煮菜矐，山西蒸大馍⑦，这种在特定时间发生的民俗，可以看作是人们把家园意识与人际情感升华为一种仪式，再转化为体验的具体事象，来感知和欣赏蕴藏在其中的美，这就是传统节庆风俗仪式“事象”的审美化过程。 其次，中国节庆体系中的“事象之美”还体现在口头事象之中，并由此形成了很多富于审美趣味的民间艺术形态。细看中国的传统节庆，很多都离不开相关的传说、俗语和歌谣。这些基本上都脱离了实用性的意味，演化成民间文学或艺术审美形式。按照学者乌丙安的说法，言语领域中的民俗符号(他称为“指符”或“形符”)就是听觉形象，当与之相关的民俗概念和意义(他称为“所指”或“意符”)合二为一时，就构成了民俗符号⑧。口头事象便是这样形成的。比较典型的如春节习俗中关于年兽的传说，清明节习俗中关于介子推的传说，端午节习俗中关于屈原、白蛇的故事，七夕节关于牛郎织女的故事，中秋节关于嫦娥的故事等。这些传说故事，主题与内涵各异，有的源自历史，或有真人真事，有的全是子虚乌有，出自神话或民间信仰。它们原本有自身的内涵与意义，但对民众而言，这些故事传说往往可以通过各种修辞手段，与特定的物候时间相联系，最终融进节庆体系，成为与节庆紧密相关的“事象之美”。在这种殊途同归式的演变过程中，口头传承的节庆“事象之美”，有着很强的民间文学艺术审美特征，最终演化成我们民族的群体记忆，并成为传统节日重要的文化符号。 乞巧节的民间歌谣中说道：“天皇皇，地皇皇，俺请七姐姐下天堂。不图你的针，不图你的线，光学你的七十二样好手段……”这段歌词非常形象生动地阐释了乞巧节的本质内涵：古代女性对智慧和手艺的盼望，以后还延伸到爱情。这也和农业社会女性的角色定位相关。在歌谣的背后，还有一系列的节庆仪式活动以及物质元素，它们以审美形态结合到一起，充分展示了乞巧节作为古代女性节日乃至劳动女性群体的“事象之美”。正如有学者所说：“乞巧民俗事象之所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长盛不衰，就在于它具有游戏娱乐功能、角色认同功能和心理认知功能，在较大程度上满足了封建社会妇女的社会文化生活和心理需求。”⑨古人有不少诗词是关于这个节日的，如唐代林杰的《乞巧》：“七夕今宵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⑩宋代李清照的《行香子·草际鸣蛩》：“星桥鹊驾，经年才见，想离情别恨难穷。牵牛织女，莫是离中。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11)他们的作品也提到了关于七夕节的传说。这些都表明，歌谣传说作为“物象”把乞巧节庆意义凝结在诗意审美之中。这就是学者季中扬所说的，民间艺术所建构的象征空间——“无场所的记忆”(12)。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节庆口头“事象之美”的审美价值就在于把节庆内涵以“集体记忆”形态内化成人们的文化情感，代代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