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研究起步于民国时期，①90多年来，相关论著蔚为大观。但是，多数论著立足国内，很少把它放在全球视野上来探讨。19世纪中叶，随着中国被迫纳入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经济思想开始受到西方经济思想影响，开启经济学“西学东渐”进程。随着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发展，中国经济思想亦对西方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经济学“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呈现中西经济思想的文明互鉴局面。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是世界经济思想的一部分，我们必须从全球视野出发，才能明确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历史方位和丰富内涵，才能充分展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对世界经济思想文明成果的吸纳和对世界经济思想发展的贡献，凸显对人类文明互鉴的关注与思考。 从全球的视野来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有很多角度，本研究主要关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他者的角度来看待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即西方学者有关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评述；二是从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对西方做出贡献的角度，即其对西方经济社会产生的影响；三是从西方国家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演变的影响角度，即其演变中的国际影响因素。 一、西方学者有关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评论 中国学者对于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评论已经硕果累累，但从西方学者的角度来评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成果却付阙如。西方的汉学家更多的是从中国文明的视角展开，而西方的经济学家则更多的是从经济理论的视角切入。 (一)西方汉学家的视野 西方汉学是西方学术体系的一个分支，它以西方人的视野、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历史、政治、社会、经济等领域，其中特别关注中国历史和文献典籍的研究。从总体上看，对中国近代经济文献，西方汉学家特别关注的领域集中在中国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中国近代主修经济学专业的留学生，具有比较深厚的国学基础，在欧美大学又系统学习了西方经济理论，二者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学术结构优势，因此博士论文中研究中国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的为数不少。这些论文用英文、法文、德文等写成，更容易引起西方汉学家的关注。 由于学术旨趣相同，西方汉学家非常关注中国留学生这一群体，支持并鼓励他们运用西方经济理论框架和方法进行中国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在积极探讨学术问题的基础上，西方汉学家还亲自指导中国留学生写作博士论文。这些留学生的博士论文出版以后，汉学家通过发表评论文章，向西方介绍中国留学生博士论文的学术成就。 最早引起西方汉学家关注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文献，是德国莱比锡大学博士周毅卿完成的博士论文。周毅卿1906年留学德国，1909年在德国新历史学派代表人物卡尔·比谢尔②的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中国宁波的商业形态》(Die gewerblichen betriebsformen der Stadt Ningpo in China)，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该论文是中国学者所著的第一部基于新历史学派视野研究中国城市经济的经济学著作。博士论文出版当年，德国的《综合政治经济学杂志》第30期专门出版增刊，全文刊载该博士论文。同年，德国图宾根的劳普出版社(H.Laupp)出版了该书的德文版。周毅卿的博士论文引起了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的关注，韦伯在其1916年出版的《儒教与道教》所列文献中就有此作。韦伯在导论中特别指出：“在K.彼谢尔的学生中，一位叫作牛庆祖的博士提供了《宁波市的实业企业形式》。迄今为止，这是对一个近代中国城市经济进行论述的最佳著作，它刊登于1909年蒂宾根的《综合政治经济学杂志》第30期的增刊上面。”③这里提到的“牛庆祖”，就是周毅卿。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有关中国的城市与行会部分，韦伯反复以宁波为个案加以论述。1983年，美国纽约出版商将周毅卿的博士论文列入《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丛书，伊利诺伊大学汉学家彼特·施兰④将该书译成英文出版(Forms of Business in the City of Ningpo in China，1909)。日本汉学家、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家斯波义信(Yoshinobu Shiba)在其1988年出版的《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一书中，将周毅卿的博士论文列为重要参考文献。该书分前、后两篇，后篇《宁绍亚地域的经济景况》的第二部分为《宁波的状况》，其中有关宋以后宁波的论述，十多次征引周毅卿的博士论文。⑤ 哥伦比亚大学博士陈焕章1911年完成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在该论文写作过程中，陈焕章得到哥伦比亚大学第一位“丁龙讲座教授”、⑥汉学家夏德(Friedrich Hirth，1845-1927)的精心指导。1911年，在《留美学生年报》第1期上发表了陈焕章介绍哥伦比亚大学的一篇文章，题为《说哥伦比亚大学堂》。此文中介绍道：“教员夏德博士，德国人也，旅居中国数十年，曾任税务司，熟谙中国学问，诚意恳挚，循循善诱。”⑦陈焕章的博士论文出版时，夏德专门为其作序，认为陈焕章的优势在于既精通孔门之道，又明了西方科学的方法。⑧陈焕章的博士论文出版以后，很快引起西方汉学家的关注，英国汉学家布勒克⑨1912年在《英国历史评论》(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美国汉学家罗斯⑩1912年在《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英国汉学家波乃耶(11)1913年在《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发表了《孔门理财学》的评论文章。布勒克指出：“本书最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其历史部分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及不同时期政府在经济方面采取的措施的叙述。”布勒克认为，该书的不足之处在于缺乏对中国古代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关联的深入分析，“读此书时，我们经常面临一个困难，即近两千年来，中国人大多信奉儒家学说……但是他们的政策措施经常与孔子所言不符，而本书作者并未引导我们辨别这些措施是对孔子教义的发展还是违背”。(12)罗斯非常推崇《孔门理财学》，他认为该书是“西方学术训练与儒家学术的完美结合，这使得这本著作在经济文献中，将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并且将打开西方人的眼界，使其注意到中国思想，以及中国人丰富经验的价值所在”。(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