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012，F0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947(2021)03-0001-10 从积贫积弱迈向繁荣富强，从落后迈向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以来的不懈追求。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实现经济繁荣富强和现代化的100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纵览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治理的演变，总结和把握经济治理规律，可以更好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供经验启示。 一、百年经济治理演变与成就 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可将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治理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经济治理基础、外部环境、目标、理念和步骤，既有继承，又有发展(见表1)。 (一)“夹缝中谋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初探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以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为基础，大力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在夹缝中谋发展。经济治理基础方面，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各种事实证明，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民)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①，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致力于以革命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经济治理外部环境方面，“战争经济”是面临的主要环境。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于1918年结束，但全球范围内的局部战争依然存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的主要环境是“战争经济”，即一方面是战争对参战国的经济破坏，另一方面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少数国家发迹于“战争经济”。1840年至新中国成立，中国饱受战乱之苦，特别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外临帝国主义侵略，内有军阀割据、封建残余势力造成的混乱。经济治理目标方面，“经济服务于战争”。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转向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在贫穷落后与经济封锁双重冲击下，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经济治理。对于经济治理和革命战争的关系，当时有两种错误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了，哪里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另一种“以为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忽视革命战争，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毛泽东，1991a)。毛泽东对这两种错误观点进行批驳，提出“经济服务于战争”的目标，即“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毛泽东，1991a)。经济治理理念方面，以土地革命为核心。苏维埃革命形成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积极介入农村(黄道炫，2005)，将农业放在经济建设的首位(余伯流，2008)，核心是进行土地革命，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关于没收哪些群体的土地，1927年八七会议提出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暂不没收小地主的土地，1928年《井冈山土地法》确立了农民以革命手段获得的土地使用权利；二是关于土地分配的原则和方法，1929年《土地问题决议案》规定按人口平均分配，1930年毛泽东提出“抽肥补瘦”的思路，在《苏维埃土地法》中得到了落实(刘祥，2019)，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不论身份如何，均按人口平均分配；三是关于土地所有权，土地国有是总体思路，虽然允许有条件地流转，但土地国有的性质始终不变。经济治理步骤方面，没有设置明确的步骤。由于经济建设为革命战争服务，当时战局不稳，因而经济治理尚未设置明确的步骤，而是顺应当时需要，制定适合的经济政策。 (二)“改造后的尝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摸索 新中国成立之初，首要大事是恢复经济。为适应社会主义性质，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并于1956年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此后，以《论十大关系》和党的八大为起点，开启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经济治理的摸索。经济治理基础方面，党的八大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新中国成立之时的经济发展水平远低于战前，1949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不足当时整个亚洲人均国民收入的2/3(邱霞，2013)，人民需求得不到满足，体现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经济治理基础。经济治理外部环境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封锁成为常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实施一系列封锁、禁运措施，甚至专门在巴黎成立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展开“反封锁、反禁运”斗争，短期内抢运物资、增加外汇收入、快速调整贸易方式，长期内加强外贸制度建设，在被封锁的外部环境中谋求对外合作(周红，2015)。经济治理目标方面，“多快好省”地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四个现代化”。由于多年受困于物质匮乏、贫穷落后，新中国成立之初恢复和发展经济十分紧迫，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毛泽东，1991b)，甚至提出在工业化上“赶英超美”，力求数量上“多”、速度上“快”、效益上“好”、投入上“省”地发展国民经济。同时，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②的目标。经济治理理念方面，要求“在综合平衡中前进”。尽管发展经济的紧迫性强烈，但考虑到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之后出现的种种问题，以及寻求独立发展的道路(王志林、郭广迪，2013)，党的八大仍提出“要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在综合平衡中前进”。因为“经济建设也是科学”，“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毛泽东，1999)。不过，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在综合平衡中前进”的经济治理理念被急于求成的思想取代，“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8)，经济治理逐步脱离经济规律。经济治理步骤方面，提出“两步走”设想。为实现经济治理目标，毛泽东提出用15年左右时间打下基础，再用50年左右时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虽然“三大改造”过程极为短暂，只用了3年时间便完成，但对实现现代化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中国共产党仍保持清醒认识，1963年提出“两步走”设想，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力争在20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