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9832/j.cnki.0559-8095.2021.0026 主持人语(南炳文)：本期本专栏推出了明清史专家范金民和罗晓翔两位教授的大作《明清苏州经济中心地位略论》以及中国历史地理学专家陈新海教授的大作《明清时期草原丝路沿线城市张家口的发展与职能演变研究》。前文以大量资料论证了明清时期苏州的重要经济地位——全国最为突出的赋税钱粮重地、举世闻名的商品生产加工中心、全国物资的流通转输中心、高度发达的银钱金融中心。此文之出不仅对了解苏州在明清时期的经济发达状况大有帮助，而且对于了解明清时期全国的经济布局亦有好处。此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明清时期中国与国外的经济联系状况。后文分三个阶段详细分析了明清时期张家口市地域范围和城市职能的演变，从而反映出草原丝路沿线汉蒙、中俄互相贸易的演变和发展，以及我国长城以北地区与内地的关系日益紧密、不可分割的状况，对于更加深入了解当代“一带一路”倡议的伟大意义，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廊坊师范学院特聘教授、南开大学资深教授) 明清时代，江南的经济和政治地位较之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此时的苏州既是江南的中心城市，也是全国的中心城市。在明初，诗人高启称颂苏州“财赋甲南州，词华并西京”，①赋税冠于全国，人文方驾两京。因苏州地位日益重要，万历三十一年(1603)统辖十八府州的应天巡抚衙署也正式迁到苏州。清代，全国所有府城包括都城均只有两个附郭县，而自雍正时起，唯有苏州辖有吴、长洲和元和三个附郭县，足见苏州的重要地位。 本文不说苏州是人文渊薮及其活动中心，也不说苏州引领潮流的前导地位，更不说苏州走在社会发展前列观念较为先进，单说苏州特别突出的重要经济地位。 一、最为突出的赋税钱粮重地 江南赋税自唐后期起即居有极为突出的地位，当时已有“漕吴而食”的说法。明清王朝，任土作贡，视地利征收赋税。嘉靖时，礼部尚书顾鼎臣说：“苏、松、常、镇、嘉、湖、杭七府，钱粮渊薮，供需甲于天下。”②江南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嘉兴、湖州和杭州七府，是全国税粮最重之地，而税粮最重数量最多者，其实是苏州一府。根据万历《明会典》统计，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国纳税土地8.5亿亩，税粮2944万余石，而苏州一府，田地985万亩，实征税粮281万余石，换言之，苏州以1％稍多一点的土地，提供了将近10％的税粮。全国每亩纳税0.035石，而苏州高达0.285石，苏州是全国平均水平的8倍以上。说苏州赋税甲天下，毫不为过。以后税粮比例和亩均税粮虽然都有所下降，但苏州独重于全国的地位始终没有动摇。 苏州等江南府县，不但交纳的赋税多，而且负担重，每年需要输送大量的漕粮和白粮。朝廷每年向产粮省份征收400万石漕粮，其中330万石以本色粮食交纳，70万石以折色交纳。苏州一府每年交纳漕粮697000石，占全国漕粮总数的17.4％。漕粮中，江南苏、松、常、嘉、湖沿太湖五府，每年需交内库和内廷所需号称“天庭玉粒”的白粮21万余石。其中苏州一府交纳62642石，包括白熟粳米37400石、白熟糯米5650石和俸米19592石，占白粮总数将近三分之一。 漕粮一石，以本色运到北京，耗米加上过江费、军丁承运费，以及征收运输途中的抑勒等各种附加费，往往数倍于正粮，明初人说，“有二三石纳一石者，有四五石纳一石者，有遇风波盗贼者”。③明末人说，白粮一石，“通正米为四石余，始当一石。则此二十余万，实为八十余万石矣”。④甚至更有人说，“几五石而致一石”。⑤清代乾隆时无锡人黄卬记载，地方官府“签殷实之户为粮长，主运事，大抵八石运米一石”。⑥即使以4石之力而运一石计算，苏州一府运送漕粮的实际费用，已将近300万石，负担之重极为惊人。 二、举世闻名的商品生产加工中心 苏州具有如此雄厚的赋税提供能力，并不全部建立在农业发达的基础之上，而是根植于社会生产特别是商品生产制造能力的发达。 苏州为丝绸之府。自明代中期起，全国商品生产形成专业分工区域，产地与销地进一步脱节，民生衣着最为重要的棉布和丝绸两大生产基地，均集中在江南一隅。苏州、杭州和南京成为丝织生产最为发达的三大城市。丝织业成为明代苏州最为重要的手工行业，“苏杭之币”即丝绸是明代苏州最负盛名的特产商品，明后期已形成了较为先进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生产关系。清中期更“比户习织，不啻万家，工匠各有专能，计日受值”。⑦苏州的丝绸生产不独府城特别发达，而且属县吴江盛泽、黄溪一带也是“盛纺”的产地。明初号为“青草滩”的盛泽，其丝绸生产就是在府城苏州的带动下兴起于明中期。盛纺通常是先织后染的生货，织成后要运到染色水平最高的苏州城染色整理。邻府湖州的湖绉和嘉兴濮院镇等地所出名产濮绸，双林镇所出名产包头绢，通常都被载运到苏州炼染。鸦片战争后最大的丝市湖州南浔镇的色丝，也需要运到苏州加工染色，所谓“白丝缫就色鲜妍，卖与南浔贾客船。载去姑苏染朱碧，阿谁织作嫁衣穿”。⑧ 苏州又是棉布加工基地。明清时代江南作为最大的棉布生产基地，棉花种植和棉布生产集中分布在松江一府，苏州府常熟、太仓、崇明等县，嘉兴府嘉善、平湖等县和常州府无锡、江阴、武进等县，苏州府城连同附郭三县其实并不出产棉布，西洋、中亚各国盛称的“南京布”其实并不产自南京。棉布织成后，需经踹密光洁、染色等整理工序，方能批发销售。明代，布匹踹染还分散在苏州府城、松江府城、枫泾、朱泾和朱家角等棉布生产大镇，清代康熙年间起，却转移集中到苏州城西阊门外上下塘。苏州地方志书谓：“苏布名称四方，习是业者阊门外上下塘居多，谓之‘字号’。自漂布、染布及看布、行布，各有其人。一字号常数十家赖以举火，惟富人乃能办此。”⑨这些棉布字号，是从事棉布收购、委托染踹加工和大宗批销布匹的商业资本主。康熙三十二年(1693)有76家，牌记81家，康熙四十年(1701)有69家，康熙五十四年(1701)有72家，康熙五十九年(1720)有43家，乾隆四年(1739)有45家。经营者绝大部分是徽州商人，通常经营十数年乃至数十年，个别长达数百年。棉布字号将收购来的白布发放到450余处踹布作坊踹实平整，委托染坊染色，然后投放市场。衡之每家字号加工布匹的平均能力，可知交易兴盛时每天15万匹的布匹，基本上全由苏州棉布字号加工。清代为人称颂的棉布业首富徽州布商在苏州开设“益美”字号。“益美”字号始创于明代万历年间，兴盛时，每年销布百万匹，盈利银20万两，“富甲诸商，而布更遍行天下……二百年间，滇南漠北，无地不以‘益美’为美也”。⑩这个“益美”字号，道光初年领衔奏请官府减少棉布派办量，显然当时是江南第一号布商，(11)直到民国初年仍然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