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体系的形成与演进:一个历史地理学视角

作 者:
张杰 

作者简介:
张杰,中国人民大学 财政金融学院,北京 100872 张杰,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经济史、制度金融学、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战线

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国内外文献对中国经济体系问题多有关注,但总体上缺乏历史地理学角度的考察。可是,中国经济体系形成的深层机理恰好掩藏在特殊的地理环境之中。文章旨在为探究中国经济体系的形成与演进提供一个历史地理学的视角。在中国经济体系的形成过程中,特定的地理因素在起点上赐予其特殊禀赋并对此后的演进路径施加影响。数千年来,基于黄土高原的地理约束,中国先民一直在艰苦探寻成本最低的经济制度安排。在此过程中,“满天星斗”般闪烁的多元文明汇流于中原区域,铸就了文明核心区,“和而不同”与“因俗而治”渐成基本理念,而横亘高原北部边缘的农牧交错地带以及由此产生的农牧力量的冲突与融合,则不断锤炼着中原腹地的经济行为方式。唐宋以来出现的政治中心北留与经济中心南移的空间组合,持续内生出对统一经济模式的巨大需求。而游牧文明曾经施之于中原文明的边缘冲击连同近代以来源自西方的外部冲击,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经济结构的自省、成熟与更新。绝大多数时期中国经济体系都在封建与郡县或者分权与集权之间周期性摆荡,千百年来人们对经济体系最适结构孜孜以求,虽然既往文献未见明确刻画,经过汉唐的检验,合理调配上层与民间力量的基本内涵却清晰可见。值得关注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启动的经济改革进程中,这一基本内涵及其绩效已然以政府与市场合理搭配的方式得到新的体现与检验。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21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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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21)04-0081-12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中国特色的经济制度一度成为全球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一时间,探讨中国经济奥秘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但是,从既有的文献考察,着眼于历史地理学视角讨论中国经济体系形成与演进的成果并不多见。虽然一些成果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涉及了早期的地理因素对经济体系形成的影响,但缺乏系统性的专门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由于缺乏历史地理学角度的考察,故不能完全解决不少困扰经济学界多年的理论难题,比如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为何需要政府因素的长期伴随、为什么中国没有遵循欧美路径却能取得长期的经济增长等。或许,中国特殊经济体系形成的深层机理就掩藏在早期特殊的地理环境之中。

       按照常理,任何经济活动都需要基于特定的地理条件而进行,而地理条件又是外生的。相当长一段时期以来,鉴于地理之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受到有关“地理环境决定论”①争执的干扰,人们通常不愿意触及地理因素在经济体系形成与演进中的作用。正因如此,不少事关地理因素的问题无法得到深入讨论。其实,讨论中国经济体系的形成问题时,地理因素不可或缺,因为中国的经济体系具有长期的历史积淀与传承性质,而在此过程中,特定的地理因素在经济体系的起点上就规定或者预设了相关禀赋以及此后演进的路径。更重要的是,在中国,这种影响及其制度积淀持续了几千年甚至更长时间。直至经济改革与开放的当下,这种影响依然或多或少地渗透于经济体系的构造及其运行过程中。

       本文无意介入地理环境决定论孰是孰非的争执,而是坚持认为,地理因素对一国经济体系形成与演进具有极为重要的初始影响,且在随后人类的经济努力与地理环境的互动中决定经济体系的结构与演进。毋庸置疑,“人类的很多伟大成就是通过克服自然的限制而取得的,与此同时,人类也一直倾向于以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利用地理”②。中国经济体系的长期演进过程为这种观点提供了坚实的证据支持。

       一、从青藏高原到黄土高原:天设地造的文明孕育平台

       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都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下展开的,这些特定的地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人类的社会行为方式、生存生活理念、资源配置模式以及政治经济制度安排。千百年来,中国之所以形成独特的经济发展路径,与其文明起源时期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具有紧密联系。

       谈及中国文明的起源,有一个影响深远的特殊地理(地质)事件难以回避,即青藏高原的隆起。乍看起来,这种特殊事件与中国的经济体系毫无关联,但它与随后黄土高原的形成直接相关,而黄土高原是中国早期文明的重要摇篮。虽然学术界对青藏高原开始隆起的地质年代及其高程尚有争议,③但最迟至第四纪时期(距今约250万年),青藏高原已经抬升至4000米以上的高度。对于中国早期文明形成所依赖的地理环境构造而言,青藏高原抬升的意义极为重大。

       青藏高原的隆起及其高程改变了北半球风带的运行结构。由于自转和太阳辐射的不均匀性等因素的影响,地球上产生了沿纬度分布的数条风带,在北纬30°—60°之间(也就是黄土高原所处的区域)形成了北半球西风带或北西风带。青藏高原在第四纪抬升到平均4000米以上,且宽度占北半球西风带的1/3,以其硕大的体量将北西风带一分为二,其中北支西风沿青藏高原北缘向东流动并向南扩展,这种流动对于黄土高原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北支西风激流经过干旱的中亚戈壁沙漠地带,将那里的细颗粒物搬运到如今的黄土高原区域。早在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就提出了“黄土风成说”。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中国地质学家刘东生院士等提出“新风成说”,进一步论证了黄土高原是由东亚季风对周边沙漠特别是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风沙搬运而成,且将之前只强调搬运过程的风成作用扩展为物源—搬运—沉积—沉积后变化的完整过程,风成学说遂成学界共识。

       对于黄土高原的形成,北支西风只是搬运工具,还需要丰厚的沙尘资源。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广袤达240万平方公里的巨大身躯几乎完全挡住了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使高原北部的广阔区域干旱少雨。大约从距今300万年开始,这一地区地表物质经历了强烈的地理风化过程,逐步形成面积巨大的戈壁沙漠,其中粒径小于0.25毫米的细颗粒物便是此后塑造黄土高原的最佳材料。④早于第四纪,一系列地质运动使位于黄土高原核心地带的鄂尔多斯台地“淡定而和缓”地大面积均匀抬升,并在黄土高原周边塑造出数条山系,如西边的贺兰山、北边的阴山、东边的吕梁山和太行山、南边的秦岭等,减少了黄土高原区域的湿润程度,并且随时准备承载来自西北方向被北支盛行西风搬运而来的黄土,使其在特定区域内稳定堆积。

       青藏高原的抬升不仅使原来的诸多古湖盆相互贯通形成浩荡黄河东流入海,而且还以其海拔高程(宜牧不宜农)天然守护着黄河上游的稳定集水区。黄河在兰州以上(上游)的水量占总水量的70%,但值得庆幸的是,上游地区的藏民基本上是牧民,其生产方式耗水极少,为中下游腾出了用水空间。不仅如此,黄河从花园口开始离开黄土高原,却继续搬运着黄土(这一过程目前仍在持续,黄河每年在入海口新造陆地25平方公里),⑤在东方从容地铺展出一大片直面海洋的华北平原,为中原文明的肇建与扩展创造了一个更广阔的地理空间。这是一个天设地造的文明孕育平台,曾经为中华数千年文明发展与赓续起着脊梁作用的夏商周三代文明,便是在这样一个适宜的地理环境中逐步走向成熟的。从青藏高原一路奔涌而来的黄河,到兰州转向北流,随后又围绕着黄土高原西、北、东三条边缘刻写下一个巨大的“几”字弯。在其北部顶端,形成了数千年农牧文明冲突融合进而磨砺、锤炼中华文明及其社会经济体系特有品格的中心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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