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2；F741.1；D82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21)-02-0098-15 20世纪50年代香港贸易危机是冷战初期东西方对抗所引发的重要事件，它既与中国对英美关系和香港问题的认知、策略有关，又与英国在中美两国间摇摆和妥协有关，折射了中英美特别是中英之间的较量。那么，在香港贸易问题上，中英双方各自诉求与分歧是什么？贸易危机的产生变化是否与中英关系的历史发展同步？危机对中英两国的香港政策产生何种影响？这些问题都值得探讨。 在相关研究中，国内外学者主要集中于两方面探讨：一是对美国介入香港贸易问题及美英对华经济战的研究①；二是围绕中英经贸关系下的香港问题与新中国对香港市场供应政策的研究②。基于西方国家丰富的档案资料和便利的索取渠道，学界已经对英美特别是美国对香港贸易管制政策进行了大量深入的探讨，但也因此遮蔽了其他重要问题，其中最大的不足是未能深入剖析中英两国面对香港贸易危机是如何协调和应对的，导致对美国的影响和效果评价普遍过高。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又受到英国100多年的“殖民统治”，中英才是香港问题产生和解决的行为主体，只有厘清中英两国关系才能真正认识香港贸易危机。有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和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以中英两国有关香港贸易管制问题的相关档案为基础，并综合其他历史文献，尝试论述中英两国在香港贸易危机问题上的博弈互动，以期更深入地揭示中英关系及其对港政策的实质。 一、香港贸易危机的酝酿与中英初步反应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重返香港，从日本手中接过了对港统治权，此时的香港在英国内政外交方面的地位发生深刻变化。香港之于英国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突出的转口港地位，同时，港币也成为英镑区与美元抗衡的重要工具；英国也将香港视作进军中国内地市场的通道和桥梁，并希望以香港为平台培育在华英资企业；更重要的是，随着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香港对英国获取情报、遏制红色政权南下具有极大价值。因此，基于经济、政治和防务的需求，固守香港对于英国艾德礼工党政府极为重要。 此时中共领导人对香港的态度可概括为“暂时不动香港，维持现状”③。从1947年中共中央批复成立香港分局，到新华社香港分社同步在港从事宣传和统战工作，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探索中逐步形成对香港问题的认识。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提到香港问题的解决思路，即“尚未研究清楚或解决的时机尚未成熟者，更不可急于去解决”④。同年2月，毛泽东在与苏联特派代表米高扬谈话时明确说明：“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⑤即使当时苏联提出“这个城市有很多帝国主义特工”的质疑，中国政府也没有改变维持香港现状的想法⑥。从这一决断看，中国领导人没有将香港问题简单视为领土解放问题，而是充分考虑到保留香港现状带来的好处，将香港历史、现实和新中国长远规划相统一。 随着中国局势的明朗化，西方阵营开始调整对华经济政策，以防止中国落入苏联手中，对香港贸易的管控随之而来。1949年1月、2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分别颁布了NSC34号文件和NSC41号文件，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并要求盟友英国追随其对华贸易管制，而香港被置于与中国内地相同管制水平。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美国尚存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想法，加之扶持日本经济的需要，因此只对中国解放区采取有限贸易限制。不同于对苏联经济制裁，中国仍然具备进口非军事战略物资的自由。将香港划入管制范围，是“担心中国政府通过香港与英镑区进行贸易往来，从而为禁运物资流入中国开辟通道”⑦。不过，此时香港的地位还未得到美国重视，从1949年7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的NSC55号文件看，美国并不打算动用武装力量来“保卫香港”，因为“这要承担卷入中国内战甚至全球战争的风险”⑧。英国对美国管制香港贸易的做法并不认同，香港是东亚地区联结各经济体的重要转口港，限制香港对内地的出口，不仅破坏香港的正常贸易，还会牵连马来亚和新加坡等英属殖民地利益，进而破坏英国在远东的整体布局。因此，伦敦官员承认自身对港英政府的监管不力，向美方表示将“对香港加强监督，不再允许运载军事物资的船只从香港转运到中国内地”⑨，但落实到对香港的具体行动，则不了了之。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美国的东亚政策面临调整，加速了美国劝说英国妥协的进程。10月11日，英美之间达成一致，英国政府同意加强对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的贸易管制，但管制的范围仅限于与军火装备及与战争潜力直接相关的“1A”物资，对于战略重要性稍次的“1B”物资，英国表示“将争取香港政府的合作”⑩。从英国对香港实施“有限禁运”的步骤看，英国最初对香港贸易管制是充满迟疑的。一方面，对香港实施贸易管制会严重影响到港币地位和香港市场稳定，在华英资企业现状和英国对进军中国市场的盘算决定英国不能与中国政府交恶；另一方面，英国评估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看法时，担心中国内地对香港采取军事威胁和政治宣传攻势，如果这时让美国参与香港防务计划，借美国获得联合国盟友的支持，势必能减轻英国的焦虑，英美同盟的利好得到彰显。为此，英方采取了尽量拖延的策略，对香港实施“有限管制”。 英方急于获知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态度。1950年1月6日，艾德礼工党政府对中共领导下的新中国予以法理承认。通常认为，英国承认新中国是希望继续维持对香港统治，同时保留在华英资利益，也有官员指出是“因为新的政权是实际上控制整个中国的”(11)。但中英两国在国民党在港机构资产和人员归属问题以及英国、港英政府对台湾当局态度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建交工作暂时搁置。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未就香港问题发表正式声明，可从实际行动看，新政权没有立即收回香港的打算：从1949年10月广东战役开始，到1950年5月海南岛战役结束，深港边界发生过多次纠纷，华南和广东军政机关对边界问题采取了包括“保持边界平静”“避免边界纠纷”“后发制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谨慎处理边界事件(12)。1月29日，毛泽东在周恩来与英国驻中国临时代办进行中英外交关系谈判前提出：“胡阶森来时应与谈英国与蒋介石关系问题及建立外交关系的其他问题，而不要谈收回兵营问题。”(13)英国率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方暂时维持香港现状和保持香港稳定的打算，反映了两国对双边关系的重新评估和定位，这是香港维持与内地贸易关系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