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两岸关系个案处理“亚行模式”形成的考察与反思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志洁,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台港澳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872

原文出处:
统一战线学研究

内容提要:

“亚行模式”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与亚洲开发银行之间以一个中国原则为前提和基础达成的海峡两岸分别拥有该组织席位的特殊安排。这一模式是中国大陆与台湾、中国与美国、中国与亚行、美国与亚行、中国台湾地区与美国、中国台湾地区与亚行之间多边战略博弈的产物,是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国际组织场域对台湾对外开展民间性经济文化往来和参与国际组织活动作出的合情合理的安排,是中国政府对台湾当局在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前提下以适当身份和地位参与国际组织活动的最初探索。近年来,台湾当局在谋求闯关世界卫生组织的过程中,经常援引“亚行模式”,认为这是一个先例。实际上,“亚行模式”仅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处理台湾当局参与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一种个案性安排,不具有普遍性和示范性。如若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当局一系列拓展所谓“国际生存空间”的活动,只是谋求“台独”的噱头,终会无果而终。


期刊代号:D424
分类名称:台、港、澳研究
复印期号:2021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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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1)04-0102-07

      DOI:10.13946/j.cnki.jcqis.2021.04.011

      引用格式:张志洁.对两岸关系个案处理“亚行模式”形成的考察与反思[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1(4):102-108.

      20世纪80年代,海峡两岸在亚洲开发银行(中文简称“亚行”,英文简称“ADB”)中关于代表权的博弈,是双方在国际经济组织中就“台湾席位”安排问题展开的首次激烈较量。当时,中国政府与亚行就海峡两岸共存于该组织所达成的协议和安排,为此后两岸共同加入其他国际经济组织提供了参考。此前,学界对“亚行模式”的研究有一些成果。譬如,林正义在《台湾加入国际经济组织策略分析》一文中探究了台湾当局在亚行会籍得以确保的各方面因素;王建民在《台湾参与政府间国际组织的现状及两岸较量》文中,黄嘉树、林红在《两岸“外交战”——美国因素制约下的国际涉台问题研究》书中都对“亚行模式”的形成做了梳理。笔者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新发现的史料梳理“亚行模式”的形成过程,希冀深化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国际组织场域中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捍卫一个中国原则的研究。这项研究揭示,近年来台湾当局谋求闯关世界卫生组织时,经常援引“亚行模式”为先例,既不符合史实,也不符合一个中国的法理依据。

      一、“驱台纳我”:中国首次申请加入亚行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政府成功解决了在联合国及其多数专门机构中的代表权问题。但鉴于“对外汇率的决定权将受限制、自力更生的原则将被违反、中国的投票权将受比重投票限制所矮化、黄金存量及货币流通量等机密将被迫公开”等因素,中国政府并未立即恢复在联合国专门机构中金融类国际组织中的合法席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开启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格局的新篇章。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政府成功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和国际金融公司的合法席位。与之相适应,中国政府逐渐谋求恢复或加入其他国际经济组织。1983年,中国政府决定正式申请加入亚行。

      中国政府对亚行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20世纪60年代中期,亚行即将成立时,中国政府将其视为美国对亚洲国家进行“经济掠夺和政治控制的工具”[1]。台湾当局却以所谓创始方身份加入亚行。亚行是亚太地区的多边金融机构,致力于本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国参加亚行的各种活动,可以加强与其成员的联系[2]。此外,中国是本地区地域最广、人口最多的国家,理应在此政府间金融机构中拥有代表席位。由于台湾当局先前已经加入,中国政府急需处理在该组织中的代表权问题。1983年2月10日,中国政府申请加入亚行的条件是先将台湾当局驱逐出去,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政府强调,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才能代表中国加入亚行,台湾当局丝毫不具备亚行成员的资格[3]。

      台湾当局为维系其在亚行的会籍,积极向亚行和美国以及相关国家游说。一方面,台湾当局认为亚行不是联合国的专门机构,不存在代表权问题,强调亚行并无开除会员的规定,宣称亚行应拒绝政治因素干扰。1983年初,台湾当局派出钱复与美国进行交涉。针对美方询问台湾方面是否愿意以某种非政府形式参与亚行,钱复认为“此案极为严重”,“宜成立一专案小组”[4]。随后,在探知美国立场后,台湾当局立即向亚行表达立场。2月初,亚行董事、台湾地区货币政策主管机关负责人俞国华致函亚行行长藤冈真佐夫,表示“台湾当局有充分理由继续担任亚行的‘会员’”[4]539。2月8日,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孙运璿声称,只要会员忠实履行其会员义务,亚行即不得开除其会籍。针对台湾当局的说辞,5月3日,中国国际法学会副会长陈体强在《人民日报》撰文予以驳斥。陈体强从台湾当局加入亚行的非法性、亚行协定条款等方面,阐述了台湾当局不具备亚行成员资格。他指出,台湾当局并非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成员,亦非亚太经社会成员或准成员。“它根本不是一个具有开发银行成员资格的任何单位。这里不存在把一个原来有资格参加的单位‘开除’出去的问题,也不是对一个合法成员中止其成员资格的问题,所以它是否忠诚履行银行义务,根本不成为考虑的因素。”[5]

      对台湾当局而言,亚行是台湾当局被驱逐出联合国后,唯一一个尚保留其会籍的政府间国际经济组织。对美国而言,台湾是美国亚太地区战略岛链上的重要一环,美国与台湾当局“断交”后仍与其保持微妙关系,支持台湾当局参与国际组织。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亚行但反对将台湾当局开除出去,表现出一种矛盾的状态。1983年5月3日至6日,亚行理事会第16届年会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前,“美国政府的要员就接连发表讲话,反对把台湾从亚行中驱逐出去,声称如果台湾被驱逐,美国将难以继续支持亚行”[6]。对于亚行方面,时任行长藤冈真佐夫道破了搁置中国政府申请的真相:“此时ADB的第三次增加资本谈判正处于最终阶段”,“无论如何都想要避免中国问题给ADB增加资本达成带来的影响”[7]。亚行理事会第16届年会上,基于台湾当局和美国、亚行的操作,孟加拉国、法国、尼泊尔、巴基斯坦和菲律宾五个国家的总务报告只陈述了支持中国加盟的宗旨[7]。因此,此次大会未将讨论和解决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问题列入正式议程,中国政府的正式申请遭到首次杯葛。

      二、“一国两席”:台湾当局可以“中国台湾”名义留在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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