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剥削”中突围：数字劳工研究的现状、问题和再陌生化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国外社会科学》在其1997年第三期杂志上摘译了一篇来自德国《艾伯特基金会通讯》的短文，名为“走在数字劳工世界的路上”。文章提出，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社会发生结构性变化，改变劳动条件、劳动关系和劳动市场。[1]彼时的“数字劳工世界”不过是被数字信息技术中介的世界，充满未知与可能性。而当下的数字劳工世界则几乎完全被归为批判对象，因为它代表着新技术背景下新的、更为隐蔽和智慧的剥削形式。近年来，随着对数字经济理解的加深，数字劳工一词引起国内外传播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广泛关注。国内外知名传播学期刊、杂志、会议多次将“数字劳工”设为专题探讨，甚至有学者将该话题视为全球批判传播的关键议题[2]、中国新媒体研究的八大议题之一[3]。“劳动一直是传播和文化研究的盲点”[4]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扭转。

      本文建立在对已有数字劳工研究的梳理和评述的基础上，将从以下方面分述：数字劳工研究的缘起及理论资源、数字劳工研究的基本问题、当前中国数字劳工研究的热点，以及数字劳工研究存在的问题。随着数字劳工研究逐渐陷入“僵局”，本文认为，有必要对数字劳工的现象和概念进行“再陌生化”，突破旧“套路”，发现新问题。

      一、数字劳工研究的兴起与价值

      相较于劳工研究的漫长积淀和研究基础，数字劳工研究还相当年轻。1977年，加拿大学者达拉斯·斯迈兹(Dallas Smythe)以电视作为观察对象，开创性地提出“受众商品”理论，开启了传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斯迈兹认为，垄断资本主义下，传播的商品形式是受众与读者群(audiences and readerships)，受众在非工作时间通过观看电视节目广告继续劳动，接受需求管理。[5]在生产、被售卖、被消费的过程中，受众力(audience power)成为有价商品。[6]循此路径，学者Jhally和Livant[7]进一步提出“观看即劳动”，指出在剩余观看时间(即广告时间)内，受众的观看行为如何为资本家节省商品流通时间与库存成本。

      限于时代和技术因素，当时能够吸引受众注意力的媒介形式相对单一，对于受众劳动的探讨维度也较为有限。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至少在行动者多样性的维度上改写了受众劳动研究的前提。

      一般认为，Nick Dyer-Witheford在研究电子游戏行业的男女分工和地域分工时首次提及非定义形式的“数字劳工”(digital labour)概念。[8]他探讨的工作形式既包括遭受隐性剥削(disguised exploitation)和软性压迫(soft coercion)的年轻男性游戏开发者、游戏玩家(以及极少数女性)，也包括全球化语境下身处亚洲、拉丁美洲等地的电子装配工厂中的工作者。但是，此时对数字技术这一新的行动者的探讨还相对笼统和粗糙。

      随着千禧年后技术迭代速度增快，技术表现形式日益多元和复杂，在数字劳工领域，研究者对数字技术的关注度显著提升。Fuchs在定义数字劳动时从文化唯物主义切入，提出劳动者以身体、思想和机器三要素或其中两种要素的组合作为生产工具，加工自然资源、文化与人类经验。[9]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劳动形式，数字劳动参与数字媒体的生产和生产性消费。[10]

      可以看出，数字劳工研究在研究重点上出现过明显的偏移，即从关注流通领域内行动者的互动(主要是剩余时间的抢占，见图1)转向关注数字劳工与生产、流通和消费领域分别的互动过程(见图2)。

      

      图1 前互联网时代受众商品研究行动者

      由于技术发展使得受众劳动研究图谱中的行动者增多，流通领域的自循环被打破，劳工和劳动的分布变得更为广泛和分散。除此之外，数字劳工研究还呈现出两种变化：其一，相较于单一的电视媒体对受众造成的相对密集、集中的商品化过程，互联网和新媒体背景中的用户被不同媒介形式的不同过程商品化。比如，共享单车使用者既参与单车的物理位移，又要为单车使用和平台广告埋单，其个人信息、位置等数据还可能会被上传至后台售卖。

      

      图2 互联网时代数字劳动研究行动者

      其二，研究视野逐渐窄化，免费劳工(free labour)、玩工(playbour)、非物质劳工(immaterial labour)等更偏向强调数字技术作用的概念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自治马克思主义学派为该方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他们指出，在数字经济的背景下，免费劳工成为一种重要但被低估的力量，活跃在“社会工厂”(social factory)之中。在网络空间，免费劳工自愿无偿地建立网站、修改软件包、参与虚拟空间活动，其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边界愈发模糊。由此，特殊领域或工厂的工作便被转移到社会。[11]随着数据经济发展深入，整个社会逐渐沦为生产商品的工厂。[12]

      总的来看，数字劳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行政主义取向的传播研究设立的主流框架，将研究重点从媒介、受众和传播效果转向长期处于边缘位置的“劳动者”[13]，专注正义、公平和公共利益等传播政治经济学长期关注的问题[14]，同时以动态的视角看待结构和技术。方法上，民族志、历史分析、社会整体性分析等方法也为其他相关研究提供了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