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说：“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①这虽然是就具体的历史研究而言的，但对我们读书治学也同样受用。鲁迅也说过这样的话：“中国没有肯下死工夫的人。无论什么事，如果继续收集材料，积之十年，总可成一学者。即如最简便而微小的旧有花纸之搜集，也可以观测一时的风尚习惯，和社会情形的一般。”②我们研究党史的人，应当记住梁启超和鲁迅的话，明白“史料”之于学术和学科的重要意义。 一、史料源流 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史料也是包罗万象的，除历史文献和社会常识以外，我们所使用的一切资料都属于它的范畴。其中有关于史料来源及其考订的学问，我们称之为“史源学”；也有关于史料类型及其应用的学问，我们称之为“史料学”。这些都是中共党史研究者的入门功课。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知晓史料的来源与类型，而且还要懂得史料的考订与应用，但这一切都还需从它的功能和作用谈起。 1.史料地位 在史料问题上，中外史家的看法大体是一致的。比如，德国著名的历史家兰克治史，即以注重史料的考订和应用而著称。兰克学派主张通过史料批判，如实再现客观的历史过程，从而将史学抬入科学之列。英国历史家阿克顿甚至认为，史学就是“收集历史资料的艺术”③。中国史家治学也有这一传统。唐代刘知幾就曾说过：“有才(方法)而无学(史料)，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④近代史家傅斯年的看法更为直接：“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家的工作无非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其史学思想的核心观念是“反对疏通”，认为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⑤。 今天我们虽然不见得完全接受这类说法，但是也不可否认史料在史学中的基础性地位。这是因为“史学家欲求其信实而完全，必先搜集历史之材料。无材料无历史也”⑥。因此，历史家不必同哲学家比试玄思妙想，也不必向文学家炫耀遣词造句的技巧，他的“拿手好戏”就是对史料的爬梳洗剔⑦。这既是史家治学的“入门功夫”，也是他安身立命的“看家本领”。 其实，不只是历史学，一切社会科学研究都应掌握这门“功夫”。正如恩格斯指出：“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⑧在这一点，我们也要向马克思学习。查阅原始材料的习惯，使他连最不知名的作家都读到了，《资本论》里就曾引证过许许多多无名作家的话。马克思说：“我执行历史的裁判，给每个人以应得的奖励。”正因为此，在他的著作中，即便反对马克思的人也不能证明他有一点疏忽，不能指出他的论证是建立在经不起严格考核的事实上的⑨。 在中共党史学界，许多有成就的学者也都具备这一“入门功夫”。比如，张静如先生是史学家陈垣先生的“末代弟子”。他早年听陈先生“史学名著选读”课，读陈先生《校勘学释例》书，研习史料整理与考订的基本方法⑩，后来担任北师大中国革命史教研组“资料员”，又下功夫通读《新青年》《向导》《共产党》《先驱》《少年中国》《新潮》《国民》《东方杂志》《国闻周报》等五四期刊，打下坚实的史料基础。在确定研究李大钊之后，他开始集中精力搜集李大钊的著作。当时有两份“著作目录”可供参考：一是1951年2月3日刘弄潮(11)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李大钊著述目录试编》，共100多篇；二是同年5月24日上海《大公报》上发表蔡尚思写的李大钊著述分类编目，共200多篇。但是他并不满足于此，于是经刘弄潮指点，又到中共北京市委档案室借来李乐光(李大钊同乡)生前所存李大钊著作300多篇抄件，全部抄录下来，并尽可能找到原件逐一校对。然后再将此前从五四期刊上发现的一些李大钊著作补充在内。这就比1959年人民出版社刊印的《李大钊选集》中收录的133篇要多得多。在此基础上，他写成《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发展》一书，1957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2)。张静如先生之所以被誉为“国内外李大钊研究的第一人”，与他所下的这番史料功夫是密不可分的。 近年来，历史学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之所以受到后现代主义的拷问，就在于史料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受到质疑。因为历史家所遵循的是这样一种认识路径，即从他掌握的资料和证据中，推导出隐藏在其背后的历史事实。但在后现代主义者的观念中，“证据所指向的并不是过去，而是关于过去的另一些解释，而我们事实上正是为此而使用证据的”(13)。在他们看来，史料中不可避免地带有记述者的偏见和误解，不一定含有关于过去事件的真实信息，因此史家运用它来解释历史，也不过就是一种语言层面上的“智力游戏”而已。 后现代主义要求打破对史料的轻信乃至迷信，这本无可厚非。但若是走向极端，完全割裂史料与史实之间的对应性，进而轻视史料，就会从根本上否定史学存在的价值。只要我们还承认人类有了解过去的必要，就不能颠覆史学存在的正当性。而史学要存在下去，除依据“很不完美”的史料外，也的确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14)。但是后现代主义的质疑，也应当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为此，一方面在历史资料上，我们要运用批评性研究，将“资料”转化为“证据”；另一方面在历史书写上，我们也要遵循提出问题、找出证据、进行论证、形成结论的程序，抵制“剪刀加浆糊”的做法。也就是说，我们虽不赞同将史料等同于历史的观念，但也反对史学研究中轻视史料的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