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21)05-0084-21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国共两党乃至举国上下都知道中日之间敌强我弱，对日抗战只有实行持久战，才有可能由弱转强，争取最后胜利。但是持久抗战到底要持续多久，主观上各自的认定相去甚远，客观上战局千变万化，充满变数。中共认为持久战时间的长短取决于敌我及国际三方条件的变化，一般不做具体期限的预判，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则不断开出抗战胜利时间的空头支票，却无法兑现①。在抗战到底、最终胜利必属于我的信念支撑以及对战局不利的担忧下，国人普遍关注持久战到底要多久以及中国究竟能坚持多久。随着战事的延长和环境的恶化，尤其是国民党、国民政府及其军队始终未能体现出战胜日军的战斗力，社会各界对于中日双方的持久忍耐能力经历了从坚信不疑到将信将疑的变化。其间朝野态度的异同以及由此体现的人们诉求的多样性，反映出各界人士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抗战能力的信心流失，改革政治的呼声随之逐渐高涨。 一、纸上得来终觉浅 全面抗战爆发前，国共两党都主张中日之战将是持久战，国人对于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已有心理准备。卢沟桥事变后，面对日本三个月战胜中国的恫吓，举国上下几乎众口一词，呼吁用持久战打败日本的速战速决。只是在中国朝野上下罕见的异口同声之中，隐约透露出各种异调杂音，尽管人人高喊持久抗战，但是究竟什么是持久战，持久战到底要持续多久，其实是一个悬而未决、言人人殊、并未形成共识的大问题。 20世纪30年代的中日两国，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国力强弱悬殊，一般而言，如果仓促应战，难逃战败亡国的厄运。这也是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竭力避免对日开战的重要原因。这样的应对之策，得到相当一部分高层知识人士的认同。他们未必赞成国民党优先全力以赴地安内，可是对于尽可能延后攘外的时间却颇以为然。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朝野上下认识到日本的侵华野心难以餍足，不能任其继续得寸进尺，必须放手一搏，才能避免国家民族的沦亡，进而救亡图存。国民政府类似赌国运的冒险，潜藏着严重的危机，所以战事开始，国民党军事当局并未完全按照战前制定的作战计划，集中兵力，以华北为主战场，而是同时开辟了淞沪战场，投入海陆空精锐重兵。日军始料不及，与中国军队一样陆续增兵，打成添油战术。战事持续了三个月，一方面固然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的神话，鼓舞了民众战胜日本的勇气和信念，另一方面，却损失了几乎全部精锐部队，不仅未能在东战场战胜日军，丢失了沪宁要地，而且导致华北快速沦陷，使得后续的抗战更加被动。 在持久战的共识之下，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军事当局乃至一般民众关于抗战的长期性及其艰苦程度的判断却很不充分，投降派固然认为打不过，战必亡，高喊持久战的抵抗派也存在只要打破日军的速战速决就能够战胜日本的侥幸心理。因此，全面抗战初期，一方面国民党军队实行被动的专守防御，导致战守乏力，短期内大片国土相继沦陷，令人沮丧；另一方面，淞沪战事国民党军队坚持了三个月，日军的狂言已经破产，战争被拖入持久战，又让不少人看到希望。尤其是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使得一些人误以为可以通过几次大会战就能够彻底打败日本，获得最终胜利。即使仍然要继续持久抗战，也觉得前途相当乐观。持久战又成为各说各话，内涵各异的时髦语，连药品之类的广告，也打着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旗号，鼓动人们购买强身健体的灵丹妙药，以便长期抗战。 孙冶方隐约批评了国民党赌博式抗战的说法：“所谓‘牺牲到底’，当然不是以民族国家的命运跟敌人作孤注一掷的赌博。我们是有了‘最后胜利’的把握，才抱牺牲到底的决心的。”②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第一是物，即国家的财力和军备的发展程度；第二是人，即全国最大多数人民对战争的态度。其中人的因素起决定性作用，在弱国抵抗强国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尤其如此。许多人对抗战前途的悲观，就是因为太重视物而忽视了人的因素。当然，人的因素必须通过动员组织训练，才能有效地发挥出来。在中国，对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训练和组织，是抗战总动员中最重要的工作。 其实，认为中国宜于持久战而日本宜于速战速决的判断，主要就来自敌强我弱的国力对比，并且已经一定程度计入人的因素差异。大体而言，这些对比分析有理有据，但在实际应用中，却出现了一些偏差，导致对日本持续战争能力的误判。问题主要在于机械、静止地考察和对比中日两国的优劣势，尤其是人力、资源等客观条件，对于日本解决长期战争的意愿能力估计不足，而对国民政府统治下整体的主观能动作用则有所高估。 七七事变前夕的1937年6月，上海生活书店刚好出版了塔宁、约翰合著，刘尊棋③翻译的《当日本作战的时候》，作为世界知识丛书第16种。该书以日本出兵200万对苏联作战为假想，对日本支持战争的力量有如下估计：第一，日本全部积藏的煤油、铁矿、生铁和米，在战争的第一年中用完；第二，农产品的永久储藏在第二年年末用罄；第三，第二年不可避免地发生严重的食粮短缺；第四，第一年即发生巨大的通货膨胀；第五，第二年须用去国家收入的60％偿付战费，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列强在第四年才用去岁收的54.7％，已经觉得负担过重，难以支持；第六，日本平时贸易入超已经十分巨大，战时还要加大。在单独对华作战的情况下，情势或许不会如此严重，但日本财政、经济和原料各方面的先天不足以及不能应付大规模的长期战争，则是显而易见的④。在战乱情况下这本书当年即再版，成为中国人征引的重要来源，以支持能够战胜日本的观点。吴承禧的《怎样争取最后的胜利》，即引用来证明中国应以持久战对抗日本速战速决的依据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