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恪守北京大学治史传统，钻研史料学习理论 问：郭先生，您好！您是我国著名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也是后辈治学的楷模，还是老先生中锐意探索创新的典范。记得曾有学者说过，新进历史所工作要求读几位前辈包括您的研究成果，现今大家也很希望了解您的研究。这次访谈能否谈一些您认为比较重要、也是希望后学了解的内容？譬如您的学术基础和北京大学治史方法与传统，如何看待前人的学术成就及研究方法和理论等。 答：好的。很感谢你来做我的学术访谈，我赞成你的意见。说我是名家愧不敢当，说起我对史学的认识，应该是从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时开始的。到北京大学后，通过听通史和各种专门史课程，特别是名人讲座，如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吴晗、刘大年，等等，才对历史有了比较理性的认知，进而想尝试做些研究。 治史的确要讲究研究方法，否则无所措手足。我很注意听老师们讲治史的方法，如齐思和教授讲怎么做读书卡片，邓广铭教授有关史学入门必须掌握的“四把钥匙”(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目录学)等。老师们布置作业，如标点古文献、试写读书心得，等等，看似一般，与现今所谓论方法、谈理论不同，其实都是治史不可或缺的基本功，我都认认真真去做。可以说北京大学的治史方法和学术传统，就是扎扎实实做实证研究。这不仅奠定了我的治学风格，而且使我在6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深感历久弥新。要说北京大学的史学传统，那就是学术气氛浓厚，不拘束学生的发挥创造。对于学生来说，遇到好老师很重要，影响巨大。 我最感激的恩师，第一位就是商鸿逵先生——那是二年级下半学期，中国中古史课布置学年作业，任选一位历史人物，根据原始资料来做年表或年谱，要求写一二千字。我选的是明末的袁崇焕，正好是由商先生负责指导，我查了很多资料竟然写了两万多字的作业，得到他的好评。商先生是近代清史学科奠基人孟森教授的学生，主要研究明清史，重在清史。他不厌其烦地教我怎样读史书，如何能够在读史中发现问题、根据什么来选择研究题目，等等。概括地说，就是引导我一步一个脚印打基本功，培养治史的基本素养。在他的指导和鼓励下，我开始对明清史，特别是清史产生了兴趣，并且开始学着选题目、写文章，有些文章还用笔名发表。在学科的选择和学业前进的道路上，商先生对我影响至深。我深感要想做好研究，需要好老师的指引。 我在北京大学受到治史传统熏陶的再一件事，就是20世纪50年代末，同学们都去各地进行少数民族调查，我因身体不太好提前回校疗养。正巧系里接到北京市编写《北京史》的任务，由陈庆华老师负责，分为古代和近代两个部分。古代部分有许大龄、商鸿逵、袁良义、周良霄几位老师，系里要我参加古代部分的工作并听许先生调遣。我开始主要做史料工作，从《明实录》《清实录》等中抄录北京史的资料；进而从旧杂志、报刊等中找有关历史掌故、名人轶事等。而后，许先生让我试写明代两个章节。作为学生，有机会和老师们朝夕相处耳濡目染地工作很难得。在如何搜集材料、如何选择资料、如何分辨史料的原始性，以及如何运用史料、如何写作等方面，对我都是得天独厚的严格训练，这还有益于我后来研究北京地区的社会经济史。 如果说，我在北京大学五年得到若干名家的严格指导和培养，主要受益于重视史料的治学传统，注重“论从史出”的实证研究方法，那么，1960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工作，则在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与掌握方面有了较大提高。这时，我遇到了第二位恩师杨向奎先生。当时研究所对新来的年轻人强调打基础，请老同志指导。所里指定我到《中国史稿》组工作，又根据志愿同意我主攻清史，并请杨先生指导。杨先生为人宽厚，办事认真，针对我在大学时看书比较杂乱、知识不够系统等问题，要我坐下来踏踏实实读书。从马列原著读起，同时强调在基础史籍上下功夫。他让我读《哥达纲领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反杜林论》等经典原著；专业方面则开列了《清史稿》《东华录》《清朝文献通考》和《圣武记》等书单。他每半个月左右就会找我一次，要我汇报读书进展和学习心得，还要求每一两个月交一次读书札记或有关习作。我用了大致一年多时间，静下心来仔细读完了这些书。马列理论方面，我写了《读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等，专业方面写了七八篇札记和短文。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发表的有些文章，就是这些札记充实修改的。 杨先生对我的学术指导最重要的还有一件事，就是1963年参加由他提议并亲自带队去山东曲阜整理抄录孔府档案的活动。历史上孔府所处的独特地位，使得其档案比较珍贵。我们不但要从二十多万件档案中挑选出研究所需的资料，并进行抄录、校对、分类编排，还要按类别写出提要以备出版，同时计划利用档案写研究孔府的书。杨先生指名要我和他一起进库，手把手地教我查档案、抄档案，这是我完整系统地接受整理档案和利用档案做研究的实践训练，亦是我刚进研究所打好治史基础的延续和实地检验。同时，杨先生还组织大家学马列，指定学习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并结合孔府进行讨论。孔府档案工作量很大，选编出750余万字，完成之后一直拖到80年代初才出版。但那段宝贵的经历使我受益匪浅，包括后来注重使用原始档案进行社会史和经济史等方面的研究。 1971-1973年，我们下放到河南信阳的“五七干校”劳动，到了后期，学习的时间多了一些，我和一些同事有计划地认真读了一些马列理论书。我通读了历史所带到干校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中的大量内容，抄了上千张卡片至今保留，重要部分还做了笔记。20世纪60—80年代，我认真学习了大量马列原著，引用马列的名句来分析论证中国历史中的问题，以马列的思想观点分析具体的史料。例如，我们1965年完成初稿的《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我负责写第三章第五节“地租剥削的特点”和第六章“农业再生产的停滞”，完全是根据马克思《资本论》对地租本质和社会经济形态的分析，运用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理论来研究撰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