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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长期的贫穷落后，被归咎于中国传统经济、制度与文化未能像英国一样催生工业革命，且不适应市场经济与现代化，从而阻碍着其进程。然而，英国原发性的工业革命，是在对其传统制度革命的基础上历经长期动荡中产生的，而其他国家则都通过学习与模仿英国而走向工业化与现代化。19世纪～20世纪，中国经济转型始终举步维艰，又强化了主流思潮对传统制度与文化的怀疑与否定。从全球视野和历史演进的角度看，近代中国落后挨打，问题的症结并非传统制度与文化，其直接原因在于大规模战乱导致经济长期负增长，打断并扭转了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轨道和方向。
图1 中、美、英、德工业产值占全世界的比重[3] 有鉴于此，有志之士纷纷反思：或归咎于私有制导致土地兼并集中与农民贫困；或归咎于市场经济导致混乱与动荡；或归咎于儒家文化，并走向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与制度的极端；或归咎于外国资本，以致畏于开放，裹足不前。在感性诉求与政治激情之下，凡此种种大多成为“革命的对象”。然而，以上观点均未经严格的学术检验。21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的反思日趋活跃，对于中国近代经济落后原因的探讨思路也日益广阔。一些学者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宏观角度进行研究。王国斌认为，中国和西欧社会处于不同的社会架构和发展机制之中，两者分别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4]邓钢矫正了欧洲中心论的认知，认为中国传统经济自有其制度理性和效率，这是传统中国能够实现长期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5]李伯重提出不能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而蔑视和全盘否认中国历史传统；[6]龙登高认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社会和文化并没有必然联系，无须将偶发性的经济勃兴与衰败归咎于此。[7]一些学者则根据货币、储蓄等微观经济因素进行研究。例如，江伟涛从明清和民国时期的对比出发，探索国家能力与近代经济发展的联系，认为近代经济落后与国家能力不足密切相关；[8]刘巍将国民储蓄作为突破口，认为近代多次战争赔款导致国民储蓄不足，让投资和供给陷入瓶颈，进而导致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停滞倒退。[9]另外，货币紊乱[10]、进出口贸易[11]、经济三元结构[12]等相关研究成果均表明，当今学者对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的探索已不再囿于传统成说。 探寻近代经济落后的原因，需要在学界新的认识与成果基础之上进行系统性反思与综合考察。①近年来，随着中国工业产值成为世界第一，国人也开始有了自信重新反思历史。 本文认为，近代中国经济落后被归咎于中华传统及其未能产生原发性工业革命，存在逻辑困境：其一，英国率先产生工业革命是唯一的特殊现象，不能由此推论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缺乏生命力。其二，英国工业革命并非传统制度基础上顺其自然演进的产物，恰恰是后起之秀更容易完成对传统的否定与革命，并将西欧的新技术与新制度借鉴和吸收，从而实现创新。反之，也不能推论中国传统的制度与文化阻碍了近代化之路。其三，其他国家都是通过学习和模仿走向工业化的，因此，问题的症结应该集中于为什么中国学习模仿之路如此举步维艰，也就是要集中讨论19世纪乃至20世纪中国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失败的原因。正本清源，不仅事关对传统经济的基本判断，也关系到中国特色历史内涵的认知乃至中国道路的选择等重大问题。 二 原发性工业革命受阻并不意味着传统经济完全失去生命力 20世纪的主流思潮认为，中国传统经济未能原生性地产生工业革命，导致中国不能率先进入近现代社会而落后于西方，这一历史事实说明了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滞缓，缺乏活力，相比西欧存在诸多弊端，甚至一无是处。然而，从世界范围内看，这一问题存在逻辑困境，值得全面反思。 其一，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英国工业革命原发性的产生与完成，并不具备普遍性，甚至有学者认为这一事件具有特殊性。[13]揆诸世界，无论曾经领先英国的西班牙、法国与荷兰，还是曾经领先西欧的穆斯林地区、印度，都未能成为工业革命的原发地。反而由后起之秀，即英国的曼彻斯特、兰开夏这些相对落后的地区率先发生，进而席卷英国乃至世界[14]3[15]，对此现象的解答不一而足。②因此，没有原发性地产生工业革命并不能推导出传统中国经济滞后和缺乏生命力。就历史事实来看，明清时期中国最发达的江南地区与荷兰或英格兰的经济发展各有千秋。[16] 
表1主要对长三角地区与英格兰的经济指标做了大致的比较③。就人均GDP来看，由于黑死病之后英国人口大减，英国追上中国；1700年，中国人均GDP相当于英格兰的69.7%，长三角地区远高于全国平均数；19世纪初，中国仅为英格兰的31.4%，长三角地区人均GDP仍相当于英格兰的56%。但就人口数量来看，长三角地区的人口数量为英格兰的约3倍、荷兰的逾10倍，在短缺经济时代，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经济指标。在城市化率上，长三角地区则与英格兰相当，为21%左右。[17-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