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1.04.009 和自然界一样，人类社会也是在一定的法则约束下运行的。在中国历史上，这类法则通常被称为“道”，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实践活动的指导作用和超越时空的一般性意义。三千年前的周人创立的“量入以为出”，就是这样一种可以普遍而持久运行的法则，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人们严格遵循这一法则时，朝廷(政府)、人民和社会各方面就会受益，违背这一法则时，人为制造的灾难就会降临，施政者也会受到惩罚。历史上有无数经验数据可以用来支撑这一法则的重要地位。 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理财原则之一，“量入以为出”记载于中国最古老的文献《礼记》中的《王制》中。从目前可以搜索到的文献来看，以往学界对这段文字的诠释和研究并不充分，缺乏较为深入的解读和理论分析。在当前“认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①“向全世界讲好中国历史故事”②“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③的时代背景下，对“量入以为出”法则重新加以探索研究应该是有必要的。 一、《王制》“量入以为出”条文意释解和思想内涵 《王制》“量入以为出”条由42个汉字组成：“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用地小大，视年之丰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汉字历来有简洁、生动、表达准确的特点，早期汉字这个特点更为明显，用字惜“墨”如金。“量入以为出”的整段话语简短而明确，带有不可置疑的命令口吻，不长的一段文字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思想内容，所以有必要先对这42个汉字中的关键字词做个文字溯源。由于我们不是汉语言专业的学者，以下释读只是尝试性的。 “冢宰”，依周代官制，天官冢宰，亦称太宰，位次三公，为六卿之首、内朝主官。《尚书·周官》：“冢宰掌邦治，统百官，均四海”。冢宰就是国家行政最高领导人，即后世的宰相。在西周时，财政支出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政事，即“国用”，可见财政事务在周人的制度设计中地位之重要，属于政治权力中的核心部分，所以要由国家行政一把手负责。 “国用”，即国家的财政支出用度。郑玄注曰：“如今度支经用”。我国古代文献中有“理财”“国用”“度支”等汉语名词，我们用“国家理财”一词代之，即今日所称“财政”，指的都是以政府为主体地对部分社会剩余产品的筹集和配置过程，都是应用于履行政府应尽职能的“带有集中性特征的理财活动”。④传统汉语中出现“财政”一词是在明代严嵩文集中《赠李运司序》一篇：“今之盐课，国用所需，财政之大者也”。经万明考证，明代“‘财政’一词已不再是古代将‘财’与‘政’分开的用法，出现了现代‘理财之政’之义”，⑤与《辞海》对“财政”的解释⑥相对照，“二者的意义是相符合的”。⑦ “必”字，汉字一级字，甲骨文里就有这个字，是必定、必要、必然之意。必字从“心”字斜切下一“刀”，给人一种横下心来、“必须如此”的感觉，《康熙字典》称之为“定辞”。“必”字因确定性十足，被《礼记》选用为对“量入以为出”的意思表达，“一定要实行”⑧的政治性要求无比明确，所以历代史家都把它作为一个关于国家理财的基本法则来对待。 “杪”字的本义是树枝的细梢，《说文解字》将其释义为“木标末也”。“杪”亦指末尾，指一个时间段的终止。郑玄注曰：“末也”，就是指年月或四季的末尾。白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曰：“无憀当岁杪，有梦到天涯。”《康熙字典》上的说法是：“岁末亦曰杪”。“岁杪”用在量入为出法则上，就是指冢宰行使权力，经度、筹策来年一年的国家财用，即于此时进行，不能早也不能晚。 “五谷皆入”，是个很重要的时刻，因为涉及国计民生两方面，对政府、对农人来说都极其重要。“五谷”通常指稻、黍、稷、麦、豆，亦泛指粮食作物。由于自然灾害和战争等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存在，五谷都能够正常收获进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要特别予以强调。东汉经学家何休在《春秋公羊传何氏解诂》中说：“五谷毕入，民皆居宅，里正趋缉绩，男女同巷，相从夜绩，至于夜中”。缉绩，是一种农家手工作业；“趋”，督促之意，似有人在旁监工，“上边等着要呢！”人们不得不工作至“夜中”，而白天已经劳作一整天了，可见农家生活之艰辛。 “通”字，一级汉字，甲骨文、金文中就有了。周人亦深谙此字奥妙，悟出其中两重意思与法则有关。一是连通、通达、贯通之意。《说文解字》以一字诠释：“达也”。《礼记·学记》的“知类通达”、《易传·系辞上》的“往来不穷谓之通”“推而行之谓之通”，均是其确切定义。二是《康熙字典》对“通”的一种解释：“总也”，并举《王制》篇“三十年之通”为例证之，可见“通”有“总计”的意思。周人对“通”字的使用如此考究，说明他们已经有了清晰的时间意识。他们创造了一套新的价值标准，认为前人的经验和智慧最值得信赖，不应该让它们随着时间消逝，而应用某种方法记录下来、保留下去，这是周人创造的一种新的价值标准。 周人已经可以相对成熟地书写，比起商朝的甲骨文对汉语文字的运用更加讲究，更在此基础上发生了精神层面的改变，即书写的目的在于凝结、固定和传留意义。古往今来的人们热衷于讲述历史，似乎人们看重的是过去，但在周人的意识中，与历史直接相连的是现在，现在的选择却与未来有关。所以周人理解的“通”还有沟通“以往”和“未来”的深意，他们重视法则的总结，而法则主要是说给后人听的，如唐代诗人杜甫在其诗作《杜鹃》中说的：“圣贤古法则，付与后世传”。中国人重史的传统因周人始、自周人始，这一点在史学界是有共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