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蒙元時期蒙古人的祖先記憶，蒼狼白鹿、感光生子等傳説故事，廣爲流傳，歷來爲研究者所重視。韓儒林、亦鄰真等學者都曾專門撰文分析傳説背後的北族傳統、考辨族源①。姚大力、鍾焓等學者在綜合多語種文獻記載的基礎上，拆解、追溯傳説的不同要素，闡釋出蒙古人如何利用這些要素重塑族源觀念②。近年來，在族群角度對於集體記憶的研究，越來越注重探討“族群認同如何借由成員對該族群起源的共同信念來凝聚，以及認同變遷如何借由歷史失憶來達成”等問題③。在蒙古人的祖先記憶方面，見載於《元朝秘史》《元史》等史籍中的前述傳説故事，圍繞蒙古人何所從來的問題，以成吉思汗家族爲中心視角，提供了官方性質的解釋。成吉思汗家族之外，一般的蒙古人對於自身祖先有着怎樣的歷史記憶，卻很少受到關注。這些“個體之聲”，常被“集團之聲”所埋没，在史料裏僅留下零星記載。將這些珍貴的片段搜集起來，與見載於“國史”的祖先傳説進行對比，可以揭示出不同於現有認知的歷史記憶面貌。在自身何所從來的問題上，具有官方性質的史料中體現的族群歷史記憶，與更具民間性質的碑傳譜牒中的祖源書寫，呈現出怎樣的關係？這是本文試圖回答的問題。 一、“家史”中祖源故事的相對獨立性 蒙古人的家族歷史記憶中，祖源傳説和起源地是兩大要素。無論是祖源傳説，還是起源地，元代蒙古人個體的祖先記憶，和爲人熟悉的見載於《秘史》等史籍的起源傳説，並不總是一致的。廣義上講，爲元代蒙古人所熟悉的蒙古開國歷史，都可以納入“國史”的範疇。相對於所謂“國史”而言，“家史”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反映出蒙古人祖先記憶的複雜面貌。 根據《元史》等史料記載，成吉思汗的十世祖名曰孛端察兒。這一人名也見於蒙古阿兒剌部博爾朮家族的傳記资料。《太師廣平貞憲王碑》記載這一家族“始祖孛端察兒，以才武雄朔方。曾祖納忽阿兒闌，所居與烈祖神元皇帝接境，素敦仁里之好”④。博爾朮家族儘管將始祖上溯至孛端察兒身上，但是卻並未提及孛端察兒同時也是成吉思汗的祖先。這一家族回顧其與成吉思汗的關係，最早起始於曾祖納忽阿兒闌與成吉思汗之父也速該(即《碑》中的烈祖神元皇帝)相鄰而居。如果説博爾朮家族知曉其與成吉思汗有着共同的祖先，恐怕不會絲毫不提他們與天潢同宗的榮耀。對於這種反常的“沉默”，合理的解釋是，在博爾朮家族中，的確流傳着先祖是孛端察兒的傳説，但是他們並不知曉，孛端察兒的祖先傳説也爲成吉思汗家族所採納。 回溯部族起源的真實情況，在蒙古帝國建立之前，阿兒剌部等蒙古各部，有着相對獨立的祖源傳説，這些傳説無疑是以自身先祖爲核心的，而不可能以當時尚籍籍無名的成吉思汗家族爲叙述中心。我們現在看到的黄金家族的綿長世系，應當是成吉思汗家族確立統治地位以後，從流傳於草原的某些祖源傳説中，吸收了種種傳説原型，並將傳説中的祖先納入黄金家族先祖序列之中。建構出來的綿長世系，即使到了元代，也並不爲蒙古人全部知曉。在博爾朮家族的知識範圍之内，孛端察兒仍只是傳説中的自家始祖。普通蒙古人並不知曉，在“國史”構築出的成吉思汗家族綿長世系中，他們可能與成吉思汗家族“共享”某位先祖。 除祖源故事之外，“國史”中的蒙古起源傳説，還包含有另一要素，那就是祖先起源地。共同祖先起源觀念認爲，族群的共同祖先發源於某一特定地點，進而這一特定地點具有了祖源之地的神聖意味⑤。較爲知名的例子是，清朝的統治家族自稱起源於長白山，受此影響，清代滿洲人普遍地將自己的籍貫標注爲“長白”⑥。在蒙元時代，是否也存在類似的情況？《元朝秘史》開篇記載，蒼狼白鹿來到不兒罕山，成吉思汗先祖在此繁衍。《史集》則記載蒙古人的祖先，都是在額兒古涅昆避難的兩男兩女的後代。那麼，普通蒙古人觀念中的祖源地，與不兒罕山或額兒古涅昆有無關係？ 在提及自身籍貫之時，蒙古人多使用北方或北方某一地區的泛稱，包括朔方、龍沙、雲中等⑦。只在極少數情況下，蒙古人會具體地提及自己的祖源地。如木華黎家族自稱世居阿難水東，阿難水即斡難河⑧。《忽失歹神道碑》提到忽失歹家族世居龍池河⑨。《愛不哥察兒神道碑》稱：“若達德履台氏者，在和林之外千餘里，以畜牧爲富，以力勇爲雄，世有都剌合之地，自推其豪爲部長。”⑩《關關神道碑》記载：“若乃蠻氏，其先有國在安台，今陰山也。”(11)這些具體的祖源地，都與我們熟知的蒙古起源傳説中的祖源地額爾古納河，或者是成吉思汗家族的龍興之地不兒罕山，並無關聯。 上述事例表明，蒙古人祖源故事的書寫，“國史”層面與“家史”層面並不總是同步的。“國史”所記祖源傳説，其影響力是有限的。國家層面的祖先世系和部族血緣觀念，與流行於蒙古社會、具有草根性質的家族起源觀念，並不一致。這體現了社會對“宏大叙事”的接受限度。從書寫到接受、從塑造到認同，蒙古人個體的祖先記憶，與國家層面對族群共同起源的追溯，並不是步調一致的。 二、“國史”對“家史”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