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者认为现代国家的建立一般需要指向边界明晰的地理空间，其人民通过共同认同并分享历史传承而来的领土疆域认知来增强国家的凝聚力。①历史学者认为现代中国的疆域是漫长历史进程中由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而成。②元代是中国历史上首度由草原游牧民族肇建的大统一王朝，其所建构的疆域空间深刻影响后世的版图意识，雍正皇帝曾说，“中国之一统，始于秦，而塞外之一统，始于元”。③这已然道出了元代对中国国家疆域构建的历史贡献。而面对“旷古未有”的历史变迁，元代君臣动用各种政治与文化资源，论证来自草原的蒙古人在超越“汉唐旧疆”的版图上实施统治的政治合法性。 非华夏族群在汉地统治面临的“疆域”认同问题，并非蒙古人率先遇到。鲜卑拓跋部从漠北草原上的“匈奴故地”崛起，昭成帝什翼健进入大同盆地建国，一度意图定都此地，然王帐中议论未决，其母以“国自上世，迁徙为业”为由，担忧“若城郭而居，一旦寇来，难卒迁动”，反映初人汉地的鲜卑人还带有浓重游牧社会的印记，将汉地视作随时可放弃的占领地。④赵宇指出辽朝及金初，立足于草原本位，对隋唐以来久染胡风的河北、山西素来有意纳入疆土，而对华夏文明腹心所在的中原，因文化过于异质，治理难度太大，长期以来无力且无意纳入统治范围中，“以河为界”反映出游牧民族初入汉地实施统治的疆域观，直到金朝中期高度汉化，国家体制转型，才放弃“以河为界”的北方民族本位疆域观。⑤不同于长期浸染在汉地天下观中的传统中原王朝，元朝超大规模疆域内各族群的疆域认同歧异，往往受到地方意识、南北差异、华夷观念等的挑战，这种疆域认同混乱的局面成为元初政权构建的重大难题。故研究元朝政权疆域观念的演变，对于理解元代草原政治与儒家传统间的碰撞、冲突及融合就具有典型的学术意义。 关于元代政权的疆域认同问题，陈得芝认为忽必烈建立的元朝与之前“地跨欧亚”的大蒙古国在统治方式及地理疆域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元朝根本管不到那些“宗藩之国”，直接统治的版图只限于中书省和岭北、辽阳、河南、陕西、甘肃、四川、云南、江浙、江西、湖广十行省以及宣政院管辖的吐蕃三道宣慰司(算作一个行省)，故将元朝疆域定性为“横跨欧亚”是不准确的。⑥姚大力分析蒙古帝国和元朝的关系时，从忽必烈庙号“世祖”出发，认为在元人眼里，忽必烈立国漠南，远不是把大蒙古国的首都挪动地方，实际上是重建一个全新的国家，尽管这个国家此后一直保留它前世的“大蒙古国”的蒙古语国名。⑦沈卫荣梳理了《汉藏史集》等藏文史书，指出西藏当时处于元朝的统治下，对于元朝的国家体制更为熟稔，西藏中世纪史学家将蒙古皇帝视作统治汉地的皇帝，还将元朝视作于汉地建立起来，但是已经超越秦汉、隋唐王朝的更伟大的大元帝国，统治地域包括汉地、蒙古和吐蕃三大部分，其中汉地是最主要和核心的部分。⑧目前学界对于元代疆域观的研究，或局限于某些地域、族群的个案研究，或着眼于元代疆域构造的宏观叙述，对于“历史语境”⑨中的元代疆域观念演变问题，尚未充分展开系统性的论述。本文试图从元代政权疆域观的历史演变进程出发，分析其疆域论述对于中国多民族国家空间构建的历史贡献，希望有助于深化对元代国家特性、外交关系及历史地位的理解。 一、元初君臣的“天下”认知与疆界意识 当蒙古人崛起于漠北草原、征伐四方部族之时，还没有清晰的疆界意识。成吉思汗动员诸子率军西征花剌子模时，曾对术赤、窝阔台等说：“世界广大、江河很多，可以分封给你们地域辽阔之国，让你们各自去镇守。”⑩据受教皇英诺森四世派遣至蒙古本部的柏朗嘉宾记述，成吉思汗曾经对臣下颁布敕令，要求蒙古人“去征服一切土地，不与任何没有归附自己的民族缔结和约，只要他们自己未被彻底消灭，无论时间多长也要坚持下去”。(11)据学者研究，从事草原游牧的蒙古人在征服欧亚大陆的进程中产生了丰富的地理认知，与儒家的“天下观”以“四海”“九州”等为疆界不同，十三世纪的蒙古人关于自身政权极限空间的认识，就是从东方日出之地到西方日落之地为止的区域，这些区域都是蒙古人可以去征服占有的土地。(12) 而早在蒙古人攻伐华北之初，与之交往的汉人就向他们宣讲汉地的“天下”观，鼓动蒙古人将一统“天下”作为政治目标。全真道士丘处机应成吉思汗之召，至西域大雪山介绍道教的“修身养命要妙之道”，与此同时，也介绍汉地的“治国保民之术”。他称四海之外，普天之下，国土亿兆，奇珍异宝众多，但是“皆不如中原”。中原为“天下美地”，“多出良禾、美蔬、鱼盐、丝玺，以给四方之用，自古得之者为大国，所以历代有国家者，唯争此地耳!”他恳请成吉思汗以汉地方式来治理中原，差派“能干官规措勾当”，使百姓免于战火流离，“使军国足丝帛之用，黔黎获苏息之安，一举而两得”。对于丘处机的建议，据称，成吉思汗命“近臣录之简册”，“将亲览焉”。(13)侧身蒙古王帐中的华北汉人积极向蒙古新君宣传汉地的“天下”观念，襄赞其统一中原的事业，不仅期待蒙古人能将自身从女真人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也希望在构建“大一统”中获得现实中的政治权力，提升自身的政治地位。契丹人耶律楚材襄助窝阔台汗治理汉地，担任“中书令”，勉励友人以“一统皇家”为目标，“仁义且图扶孔孟”，辅佐蒙古新君实现“万国咸宁庶绩熙”的宏愿。(14) 在传统汉地“大一统”理念中，“天命”之主绝不能满足于偏安一隅，有责任义务将全天下疆土纳入同一政治体中。1251年，蒙哥汗即位后，忽必烈受命统管汉地事务，积极招徕亡金儒士为己所用，投身忽必烈幕府之中的郝经上奏，阐明对当时政治局势的看法。他认为蒙古帝国崛起已四十余年，据漠北，控制燕云、河朔，吞并西夏、辽东、齐鲁、关中等地，近年灭金之后据河南地，降服南宋寿春、襄阳、汉中、成都及西域等地，正是统一“天下”的大好时机。然此时元廷战略方向偏移，发动西征，“弃襟带而弗固，得要害而弗守，舍二帝、三王之墟而观兵海外，其小天下以为不足治也”。郝经建议忽必烈将蒙古帝国征伐的重心转向汉地“天下”。(15)至元四年(1267)十一月，南宋叛将刘整上书劝说忽必烈与南宋毁约再战，理由仍是传统的“大一统”观念。他说：“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圣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问，而自弃正统邪!”(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