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21)06-0016-14 郑玄有言，“庙之言，貌也；宗庙者，先祖之尊貌也”①。皇家宗庙作为国家和政权的象征，可以明帝系、定昭穆、示正统。《礼记·王制》曰：“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而七。”②在宗庙祭祀方面，先秦以降，“天子七庙”基本成为历代中原王朝构建皇家宗庙制度的重要标准。辽朝作为契丹族建立的北方游牧政权，在立国之初亦将中原王朝的宗庙制度引入其中。然囿于史料，学界对辽代皇家宗庙祭祀的探讨一直着墨不多。朱子方指出，辽代宗庙亦有“七庙”之制，但不分昭穆③。田广林认为，辽代宗庙制度完备的标志之一，就是依中原古礼建立了“七庙”制度④。尔后，李月新、万雄飞等也主张辽代太庙有“七庙”之设⑤。而新近肖爱民从皇帝庙号入手，提出辽代一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符合中原王朝“天子七庙”标准的太庙⑥。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研究多将《辽史》中出现的两处“七庙”记载，先入为主地视为中原太庙体系下的“天子七庙”制度，进而以此来定位辽代的皇家宗庙祭祀制度⑦。事实上，《辽史》所载契丹“七庙”所指究竟为何？辽代皇家宗庙祭祀又在多大程度上效仿了中原庙制？这些问题仍需进一步讨论。笔者不揣浅陋，略述一孔之见，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一、中京万寿殿之“七庙” 有关辽代“七庙”的记载始见于圣宗朝。太平元年(1021年)九月，圣宗“幸中京……升玉辂，自内三门入万寿殿，奠酒七庙御容，因宴宗室”⑧。朱子方依据中原王朝“天子七庙”理论，认为此时辽代由玄祖(阿保机祖父)、德祖(阿保机父)而至景宗七世，正好满足“天子七庙”之制(即玄祖、德祖、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景宗)⑨。尔后，李月新又从立庙祭祀的角度提出，辽代此时已经立庙祭祀的有太祖父撒剌的(德祖)、太祖、太宗、让国皇帝(耶律倍)、世宗、穆宗、景宗七位，恰巧为七庙之数⑩。鉴于后世史料对辽代宗庙之制与祧迁次序并无明载，而圣宗朝以前辽代正式继位的帝王仅有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景宗五位，所以构成圣宗朝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万寿殿“七庙”的另外两位神主的归属，成为学界产生分歧的焦点。 关于中原王朝“天子七庙”的构成，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分别为郑玄的“四亲庙”制与王肃的“六亲庙”制。郑氏认为，“七庙”分别由大祖、二祧及四亲庙构成，大祖庙与二祧庙万世不迁，二昭二穆的四亲庙亲尽则毁。王肃主张仅大祖为不迁之庙，与六亲庙构成“天子七庙”(11)。但以圣宗朝为限，倘若辽朝施行了中原王朝的“天子七庙”制度，此时无论按照郑玄还是王肃的说法，为达到“七庙”之数，一般都需要追尊上世。如唐初太庙实行四亲庙制，武德元年(618年)追谥高祖之父李昞(昺)为元皇帝，庙号世祖；祖父李虎为景皇帝，庙号太祖；曾祖李天锡为懿王；高祖李熙为宣简公(12)。然史料所见辽朝追尊先世的做法却晚至兴宗时期，重熙十三三年(1044年)春，萧韩家奴在给兴宗的奏疏中提到：“臣闻先世遥辇可汗洼之后，国祚中绝；自夷离堇雅里立阻午，大位始定。然上世俗朴，未有尊称……厥后累圣相承，自夷离堇湖烈以下，大号未加，天皇帝之考夷离堇的鲁犹以名呼。”(13)所谓夷离堇湖烈(阿保机五世祖)以下“大号未加”，天皇帝(阿保机)之考夷离堇的鲁(阿保机之父)“犹以名呼”，表明此前辽朝尚未有追尊先世的意识。换言之，如果依据中原庙制，那么辽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无法实现“七庙”之制的。另《辽史·萧韩家奴传》载： 近者唐高祖创立先庙，尊四世为帝。昔我太祖代遥辇即位，乃制文字，修礼法，建天皇帝名号，制宫室以示威服，兴利除害，混一海内……臣以为宜依唐典，追崇四祖为皇帝，则陛下弘业有光，坠典复举矣。疏奏，帝纳之。始行追册玄、德二祖之礼(14)。 此处萧韩家奴提出“依唐典，追崇四祖为皇帝”，即是指唐初实行四亲庙制时追尊上世四祖的做法(15)。萧韩家奴提出追尊辽上世四祖为皇帝，是否意在承袭唐初庙制以完善辽代“七庙”制度呢？实际上，如果依照中原庙制，至兴宗朝，阿保机二世祖以上的先世早已居于祧迁之列，实在没有必要单纯为了完善庙制再进行追尊了。从相关记载来看，兴宗对萧韩家奴的提议也未完全采纳，仅同意追尊玄祖与德祖两代，而懿祖(阿保机三世祖)与肃祖(阿保机四世祖)直到辽末乾统三年(1103年)才得到追尊。这表明此时兴宗君臣的实际目的并非要效仿唐朝的宗庙制度。值得注意的是，《辽史·兴宗本纪》中提到，在萧韩家奴上书的同年六月，兴宗曾诏修《国朝上世以来事迹》(16)。《萧韩家奴传》亦载，“诏与耶律庶成录《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集为二十卷，进之”(17)。显然，所谓《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应即《兴宗本纪》中所称的《国朝上世以来事迹》，萧韩家奴为此次修史的核心成员之一。而上引萧韩家奴奏疏中亦言：“臣闻先世遥辇可汗洼之后，国祚中绝；自夷离堇雅里立阻午，大位始定。”这使我们有理由将彼此联系起来，二者应存在一定的前后关联。对于此次兴宗修史的目的，苗润博指出：“从根本上重塑了契丹建国前史的面貌，标志着辽朝官方历史叙述的基本定型。”(18)同样从这个角度来看，兴宗仅同意追尊玄祖、德祖二世为皇帝，也应意在重新确立皇族范围。我们注意到玄祖与德祖二世，恰好对应《辽史》所谓“横帐皇族”的范围。至天祚帝乾统三年，为应对辽末混乱局势，又继续扩大皇族范围以凝聚人心，才最终将追尊范围扩大到肃祖与懿祖四世，而这也恰好对应了所谓“二院皇族”的范围(19)。铁颜颜此前曾表达过类似的看法，指出兴宗、天祚帝的追尊活动与这一时期皇族势力衰落有关，其目的在于通过调整皇族内部结构，以壮大皇族统治力量(20)。所以萧韩家奴表面上是效仿唐初的四亲庙制，追尊辽四祖为皇帝，但其根本出发点却与辽朝的宗庙制度无关。直至兴宗时期才获得追尊的玄祖与德祖，更无可能出现在圣宗朝的“七庙”之中，这似乎也暗示了辽代“七庙”可能并非中原太庙体系下的“天子七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