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中国流动人口规模、结构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这标志着人口迁移与流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流动人口达到峰值(2.57亿人)后，连续5年呈下降趋势，2019年为2.36亿人，流动人口规模受个体返乡就业、户籍制度改革、就地落户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与此同时，中国流动人口群体还呈现出城城流动增多、文化素质提升、就业逐步“去体力化”等结构性变化(马志飞等，2019)，这标志着中国人口流迁进入更加注重质量的阶段。 教育是个体收入和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重要影响要素，然而，近年来“读书无用论”有抬头之势，在农村地区尤为突出。自身社会结构位置限制与低教育回报感知的双重作用使农村底层居民对子女教育期望和社会流动机会的预期降低，并对教育投入产生怀疑态度(谢爱磊，2017)。“读书无用论”反映了教育机会扩张和教育投资意愿的矛盾。中国已基本全面普及义务教育，教育扶贫政策为农村适龄青年提供了更多接受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机会；但家庭教育支出乏力、教育投资与收益的不平衡性、优质教育资源稀缺性和社会结构固化导致人们产生情绪化表达，认为继续读书无法获得更高的收益，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和教育机会获得可能产生阻断影响。 在基础教育全面覆盖和高等教育扩张的背景下，农村地区出现初中辍学率上升和高中入学率下降的现象，有相当数量的青年流动人口未完成义务教育或仅完成了义务教育就进入劳动力市场。教育回报率是流动人口经历的“家庭教育投资—教育获得—劳动力市场表现—城镇化和社会融合”这一发展路径的关键所在，个体和家庭所形成的教育回报率降低的感知会在教育投资这一节点上产生负向影响，并导致流动人口在后续节点上的表现产生变化。因此需要从纵向比较的角度出发，探究流动人口教育回报率的变动趋势，对更高教育阶段的投资是否能够给流动人口带来更高的收益，流动人口内部不同群体间教育回报率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扩大还是缩小？ 二、文献回顾 目前针对流动人口收入的研究已较多，主要集中在收入差距比较和收入影响因素的讨论上。流动人口收入差距主要表现为收入普遍低于城镇本地工人、城城流动人口高于乡城流动人口、男性高于女性、东部高于中西部等(邢春冰等，2014；于潇、孙悦，2017；张刚、姜玉，2017)；也有研究指出，城乡劳动力的工资差异正在趋同，流动人口工资性别歧视有下降的趋势(胡凤霞、叶仁荪，2019；杨铭、王任远，2019)。随着时间的推移流动人口的教育结构、职业结构均发生明显转型，其收入水平在提升的同时也受到多种要素的影响，但受教育水平一直是影响收入水平的重要因素(李实、吴彬彬，2020)。 教育回报率的时期变化是反映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视角，改革开放、市场转型及高等教育扩招等事件是劳动者教育回报率发生变化的重要转折点，中国城镇居民教育回报率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变动趋势，但同时也扩大了不同学历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薛进军、高晓淳，2011；李实、张钰丹，2020)。随着产业结构转型，劳动力市场对高质量劳动力的需求愈加旺盛，教育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愈发重要；流动人口教育回报率也会随着劳动力市场变迁而同步变化。从单一时点上看，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显示，省内跨县和跨省流动农民的教育回报率分别为0.7％和1.8％；基于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研究结果显示，乡城流动人口的回报率在2％～3％；2017年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教育回报率为2.24％，均普遍低于同期城镇职工教育回报水平(谭江蓉，2016；杨穗、吴彬彬，2019；郭凤鸣、张世伟，2020)。从流动人口内部教育回报率的差异看，2015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显示女性农民工教育回报率高于男性(张刚、杨胜慧，2019)。1980年之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收益率明显高于老一代农民工，其中1980～1984年出生的流动人口教育回报率最高(张锦华等，2018；陈纯槿，2020)。 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口流动格局的演变，流动人口教育回报率在时期和群体内部两个维度上也产生了一些变化，但现有研究未对这一变动趋势进行系统化的分析和研究。对流动人口教育回报率研究进行梳理可以发现：(1)研究对象多数集中在农民工这一群体上，讨论的是低学历农民工被排斥至“低端劳动力市场”中的情形；在流动人口代际更替和城城流动增多的背景下，应将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展至全部流动人口，并注重其内部差异性。(2)相关研究多采用的是2015年之前单时点数据，或采用的是某一地或部分地区的调查数据，在时效性和全国代表性方面较弱，进行系统性时期比较的研究较为缺乏。(3)对流动人口内部教育回报率差异性的讨论较为分散，从纵向角度进行群体间比较的研究尚显缺乏。(4)已有研究尚未对流动人口教育的内生性进行控制，使用OLS回归获得的结果可能有偏，应对教育变量的内生性进行检验并对教育回报率进行修正。鉴于此，本文使用2010～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将配偶受教育年限作为工具变量，采用纵向比较和群体差异性视角，对流动人口教育回报率的时期变动趋势进行分析，并从户籍、性别、代际和收入层级维度比较流动人口教育回报率的内部异质性及其变化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