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卿述黄帝故事与汉武帝封禅改制

作 者:

作者简介:
郭津嵩,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北京 100871

原文出处:
历史研究

内容提要:

齐地方士公孙卿在元鼎四年为汉武帝讲述的黄帝故事,看似驳杂,却包含了明确的政治意图和颇具特色的宇宙—历史观念,在武帝封禅改制运动的谋划和展开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武帝的太初改历是对黄帝“迎日推策”的追模和再现,其封禅规划以“汉兴复当黄帝之时”的理论为重要基础,巡行和郊祀改革则分别受到黄帝通神于名山和“明廷”故事的推动。武帝追迹黄帝的种种荒诞行为,不应简单解释为其个人的痴迷盲目,而是政治、信仰和言说在权力顶端交织纠缠的结果。


期刊代号:K21
分类名称:先秦、秦汉史
复印期号:2021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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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武帝在元封、太初年间所进行的封禅改制,是中国政治史上的大事,对后世的国家祭祀礼仪和政治象征体系具有典范意义。①本文旨在解读元鼎四年(前113)齐人公孙卿为汉武帝讲述的黄帝故事,并以之为基础,尝试重新梳理和考察封禅改制的意图与思想基础。公孙卿所述黄帝故事载于《史记·封禅书》,是习见史料,但因为言出神仙方术,语涉荒诞怪奇,以往并不受重视。近年来,一些学者对黄帝故事的重要性有所注意,②但公孙卿所述内容中的疑难之处尚未得确解,其与武帝封禅改制的关系也未得充分揭示。

       公孙卿之言看似驳杂,却是精心构拟而成,紧扣武帝关心的问题,包含了明确的政治意图和颇具特色的宇宙—历史观念,对武帝的政治蓝图和宗教追求产生重要影响。他所讲述的黄帝“迎日推策”故事,成为武帝太初改历所模拟的对象;“汉兴复当黄帝之时”的论说,为武帝举行封禅提供了依据;黄帝通神于名山和兴建“明廷”的故事,则在武帝的巡狩活动和郊祀改革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分析公孙卿所述黄帝故事的含义及其对汉武帝的影响,可以为理解封禅改制运动提供一把钥匙,也为研究秦汉方士群体的知识、思想及其与政治的互动提供新的线索。

       一、公孙卿的登场

       公孙卿是活跃于武帝朝的众多方士之一。③他并非方士中最早受武帝青睐者,亦非最早以黄帝故事干进者。据《史记·封禅书》记载,在元光二年(前133)左右,著名方士李少君就曾对武帝言:“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④对此,清人文廷式推断,“盖李少君之前,言神仙者不特不托之老子,并未尝托之黄帝也”;⑤逯耀东也认为,李少君是“将黄帝纳入方士系统”之人。⑥此说似不确。

       汉初盛行的黄老之学,本就包括神仙方术。马王堆出土的黄帝书《十六经》和《十问》中有阴阳形德、房中术等方术内容。《汉书·艺文志》中列出的黄帝书,包括数种“神仙家”著作,亦可追溯到汉初乃至更早的知识传统。⑦至于将封禅礼典与方术相勾连的说法,大概也有先例。秦始皇东巡封禅就与求仙活动关系紧密,且有燕齐方士鼓噪其间。⑧李少君所谓见仙者以封禅则不死等语,应该出自燕齐方士旧说。但此说重新出现的时机值得注意。

       武帝即位之初,就曾任用申公之徒赵绾、王臧等人“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却因窦太后反对而未就。李少君言及封禅,说明在建元六年(前135)窦太后去世后不久,封禅改制的议题又渐渐浮出水面。武帝对李少君十分宠信,随即将其建议付诸实践:“始亲祠灶,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沙诸药齐为黄金。”后来武帝忧心“黄金不就”,又任用栾大等继其事。⑨但李少君早亡,影响有限,栾大又失宠被杀。真正在封禅改制的谋划和展开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方士,是更晚出现的公孙卿。

       公孙卿登场时,已是李少君见用20年之后的元鼎四年秋。元鼎四年是封禅前对武帝意义十分重大的年份之一。这一年发生的若干事件,构成了公孙卿进言的基本背景。首先,武帝在十月“行幸雍,祠五畤”之后出巡关东,十一月立后土祠于汾阴脽上,进而至荥阳,由洛阳返回。⑩司马迁特别指出:“是岁,天子始巡郡县,侵寻于泰山矣。”(11)谓此次巡行实为更大规模的东巡张本,而泰山封禅也呼之欲出。与此相配合,北岳所在的常山国也在本年中迁至真定,常山改郡,“然后五岳皆在天子之邦”,(12)祭祀五岳名山的条件亦已成熟。夏六月,在武帝刚刚建立的汾阴后土祠旁出现宝鼎,被朝臣解释为“受命”、“合德”的祥瑞,武帝由此开始与公卿诸生议定封禅仪。(13)可能是为了回应上天赐予宝鼎,武帝于秋天再次幸雍,准备郊祀五帝,朝臣借机提出了另立太一郊礼的建议:“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亲郊之。”武帝一时“疑未定”。(14)公孙卿就在此时出现在武帝面前。

       公孙卿辗转通过“嬖人”奏进一部讲述黄帝“得宝鼎”及“迎日推策”故事的“鼎书”,以引起武帝注意。此前,在讨论宝鼎出世的意义时,有司曾援引泰帝、黄帝和禹铸鼎的故事,似乎意谓汾阴宝鼎是古鼎之一,如今失而复现。公孙卿则另辟新说,谓黄帝在铸鼎之外,又曾在宛朐“得宝鼎”,而武帝之得鼎“与黄帝时等”。宝鼎所传达的启示因而不仅在于鼎本身的来源和象征意义,更在于其出现的时间点与黄帝得鼎有直接对应关系,可以为武帝指示成就比肩黄帝的圣王事业,并最终“仙登于天”的法门。武帝见“鼎书”,为之“大说”,于是召见公孙卿。公孙卿又借机进一步发挥,陈说黄帝封禅、巡行、郊祀直至铸鼎、升天等一系列情节。联系元鼎四年的礼仪活动,就会发现这些看似驳杂的内容,实际上密切呼应着武帝正在筹备的几件大事,也紧扣他一直以来关心的成仙不死之道。公孙卿的当面陈说激起武帝更为强烈的兴趣,武帝感慨:“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耳。”(15)

       公孙卿的陈说造作成分很大,明显超出旧有黄帝传说的范围。因此,当他一开始将“鼎书”呈给武帝宠臣所忠,“所忠视其书不经,疑其妄书”。公孙卿后来对武帝说其书得自齐人申公(与传《诗》之鲁申公显非一人),但其人“已死”,又曾“与安期生通,受黄帝言”,神秘缥缈,在若有若无之间。(16)即便公孙卿的言说传承有自,也必须经过重新组织和解释,才能呼应武帝当下关心的问题。因此本文的讨论径将公孙卿视为黄帝故事的撰造者,而不着意区别他引述的申公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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