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21)02-0021-07 随着生物科学、认知科学、神经科学等现代科学、成像技术及实验方法的迅猛发展，当代美学似乎又一次不得不面对科学化还是哲学化、经验化还是思辨化、形而下还是形而上的“夹缝”处境与路向选择。以认知美学、神经美学、认知神经美学、艺术认知神经科学、神经元艺术史等为标识概念的基于当代认知神经科学学科视域的美学研究，使得美学进一步沿着更加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科学方法，不断走向“自然化”(Naturalized)“具身化”(Embodied)“科学化”“实验化”“数量化”以至“模型化”“工程化”，美学的“科学化趋势”“跨学科属性”“应用性特征”更趋明显[1]。对于“新科学”给予美学的方法启迪、研究路向和边界拓展，倍感鼓舞者有之，心怀质疑，甚至龃龉抵牾者亦有之，加之“神经社会”、脑机接口(brain-computer interface，BCI)、类脑增强、后人类时代的前景担忧，也形成了美学中“科学精神”与“人文主义”这一传统“对子”的更具现代意识和未来指向的反思。 一、背景与现状：不断走向科学的美学 自费希纳(Fechner)先导“自下而上”的心理测量美学或实验心理学美学以降，作为最为明确的“美学的科学化方向”或“走向科学的美学”命题提出与趋势判断者，托马斯·门罗在该问题上贡献良多。今日，总体来看，主张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人类审美与艺术活动的看法，已经越来越容易被美学和艺术研究者理解和接受了，“那种认为艺术和审美经验是科学研究无法接近的领域的看法，是一种自鸣得意的看法，已不再被人们认真理会了”。[2] 每一个时代的哲学、美学都要达到这个时代的科学水平，才能真正作为表征着这一时代精神之菁华的理论，从而具有时代界碑性的思想价值和历史意义。在今日，这已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和常识。 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曾指出，人类精神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神学的”阶段、“形而上学的”阶段和“实证的”阶段，这三个阶段是随着人类认识和理解世界的方法及能力的提高所必然要经历的过程。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也揭示了“自然科学”取代“自然哲学”的历史进程：“由于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说明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说明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描绘这样一幅总的图画，在以前是所谓自然哲学的任务。而自然哲学只能这样来描绘：用观念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想象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臆想来填补现实的空白。它在这样做的时候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一些后来的发现，但是也发表了十分荒唐的见解，这在当时是不可能不这样的。”并指出：“今天，当人们对自然研究的结果只要辩证地即从它们自身的联系进行考察，就可以制成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令人满意的‘自然体系’的时候，当这种联系的辩证性质，甚至违背自然科学家的意志，使他们受过形而上学训练的头脑不得不承认的时候，自然哲学就被最终排除了。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倒退。”[3]经验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着思维科学、理论科学的进展。实质而言，科学即是通过实证诸方法与手段对事实与规律进行研究与发现，对“终极存在”做出“终极解释”，以此呈现世界的真实图景，揭示宇宙、自然与人的奥秘。人类认识能力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会历史性地变革思维、重塑观念。 19世纪的“经验自然科学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和极其辉煌的成果，从而不仅有可能完全克服18世纪机械论的片面性，而且自然科学本身，也由于证实了自然界本身中所存在的各个研究领域(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等)之间的联系，而从经验科学变成了理论科学，并且由于把所得到的成果加以概括，又转化成唯物主义的自然知识体系。”[4]从而，我们可以说，“像唯心主义一样，唯物主义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的每一个划时代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3] 恩格斯上述关于科学进步所产生的哲学变革以及由经验科学向新的理论科学提升的说法对于理解美学由哲学形态趋向科学形态进而趋向更高的理论形态具有同样的思想启示。我们只要翻阅一下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就会发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已经有大量的诸如脑、神经细胞、神经系统等神经生物学术语流行。奥尼恩斯在《神经元艺术史》(Neuroarthistory)中列举了从亚里士多德到神经学家泽基(Zeki)等二十五位为文化史和人类哲学提供全新思考模式的人物，并将这些人称为“神经主体”。他认为，“从最初的亚里士多德和普林尼，到最终的巴克森德尔和泽基，虽然他们对自然科学和神经学的认识程度有所不同，但他们都坚信这些知识具有潜在的价值。这些知识越完善，他们就越能从中受益。”[5] 科学是最具有彻底革命的精神的，是最具有唯物主义精神并能带来思想解放意义的。美学发展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是缺乏一个“更加坚实的基础”，一个使我们论述的问题有“确定性”而不至于“凌虚蹈空、作云上舞”的知识论的、认识论的基础，也即自然科学的基础。总体来看，古希腊以至20世纪初的美学主流基本上是概念、理论驱动的本质主义的、体系化的美学研究形态，其实质原因就在于自然科学发展，主要是“人的自然科学”研究的历史局限。鲍姆嘉登创立美学学科，并将之界定为感性认识的科学或者关于感觉的真理性的学问。但是在那个时代我们并没有关于“感觉”“知觉”“情感”“记忆”“想象”以及“理解”等心意机能的“确定性的”科学知识，美学也就不能成为一门真正的感性认识的“科学”，因而，美学依旧是“古老的哲学”，也当然就更难成为马克思意义上的“按照美的规律塑造世界”的自觉的、实践的美学。 托马斯·门罗由此认为，尽管思想深刻的哲学家们也曾通过直觉和思考获得过关于美的伟大洞见，但事实上，大多哲学家们“冗长而博学的讨论并没有使得自己的思想变得更加清楚一些”[2]。“由于科学还没有对美学领域进行勘察，因此，美学领域中许多现代大哲学家和批评家的思想最多还只停留在类似早期的希腊哲学家的思想水平上”[2]，关于美的问题的论述比起柏拉图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来并不具有更多正确的意义。这些没有实质性理论推进和事实发现的空谈、玄思、“胡扯”和“研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借用托马斯·门罗评价鲍桑葵的《美学史》一书的话来说，“象一条潮湿的毛毯一样压在学生们的头上，妨碍了他们对美学的兴趣”[2]。他批评那些认为一切科学都不适用于美学的自以为是的看法只不过是许多美学家为自己思维方式的粗糙而进行辩解的借口，倡导并辩证地分析了科学化美学的研究路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