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1)01-0020-07 当前还在持续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全球各国以及各国文化界的敏感神经。这是因为，全球化作为一种全面、深刻而持久的社会转型过程，本身就内含一种文化变迁过程即文化现代性进程。而在文化现代性进程中，既有本土文化即本文化，也有外来的或陌生的文化即异文化，它们共同构成文化现代性的主要力量。特别是在文化现代性过程中如何处理外来文化或异文化的角色问题，也即本文化面对外来文化如何开放的问题，都会遇到很多问题。福柯、阿甘本等先后提出的“生命政治”概念，在今天依然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本文从这个角度讨论文化现代性进程中的异文化角色及其权力问题，这也可同时视为跨文化学视域中的审美生命政治问题。 回顾文化现代性进程在中国的发生和演变，过去人们谈论较多的，要么是保种救国意义上的救亡冲动，要么是文化上的启蒙思潮，当然还包括救亡压倒启蒙还是启蒙压倒救亡等争论，这些都是从中国本文化内部生发而来的自我反思。然而，容易忽略的是，文化现代性进程本身其实早已经产生并且慷慨地送来了一种普遍性原则：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如同一个生命有机体一样，有着自身生老病死的过程，但也都有可能在世界文化一体化过程中依照理想的异文化范本而实现自身的更生、化生或再生。对此，西方有不死鸟的浴火重生等传说，中国更有娥皇女英化鹃、庄周梦蝶、梁祝化蝶、牛织化星等一系列有关化生的传说。这些传说告诉人们，任何一种本文化都可能会走向衰落甚至死亡，但还是可以再生。而西方也确实送来了诸如文化复兴之类理想的文化再生范本，并且告诉人们，假如固守本文化的旧规范而不思改变，必死无疑；如果积极参照文艺复兴等范本而面向异文化开放，就可能获得再生的良机。与此同时，针对来自西方的文艺复兴范本，中国文化界也确实积极行动起来，返身找出“魏晋风度”“盛唐之音”①等中国自身的文化艺术高峰时刻作为来自本文化自身的回应。所以，研究文化现代性进程中的异文化角色及其权力运行机制，从跨文化学视角探索审美生命政治原则，对于认识文化现代性的将来是有必要的。 一、生命政治与审美生命政治 确实，按照文化现代性所确立的新的审美生命政治原则，对于后发现代性国家而言，无论是个体生命还是民族文化生命，都可因为西方异文化资源的强势输入而获得崭新的生命机遇，呈现出类似米歇尔·福柯于1976年3月17日在法兰西学院演讲时提出的“生命权力”及“生命政治”现象。在福柯看来，在18世纪出现了一种“权力的新技术”“生命权力”或“生命政治”，使得“出生率、死亡率、寿命这些过程，与所有经济和政治问题相联系，构成了知识的首要对象和生命政治学控制的首要目标。”②这种“生命政治”大意是指本来属于自然状态的生命，已经被纳入社会权力机制的规训或控制体系之中，其结果是，自然生命已经成为社会权力予以制度化或权力化加工的对象和产品。这表明，文化现代性的进程本身就伴随一种生命政治的诞生。乔吉奥·阿甘本指出：“现代生命政治的新颖之处在于，生物性事实直接就是政治性的，而政治事实本身直接就是生物性的。”③这种把自然生命权力化的过程，同时也是让自然生命开放其新的创造性潜能的过程。 不妨由此而引申着说，生命看起来是生物性的，其实也同时是文化的，把文化生命化了，把生命变得文化了。乔吉奥·阿甘本有一个关于创造性潜能的观点。“所有的潜能都是非潜能”，“非潜能，在此并不意味着所有潜能的缺席，而是不付诸行动的潜能，……因此这个观点定义了人类潜能的特别的双重性，在其原初结构上，就与其自身的丧失联系着——就同一个事物而言，永远是存在与非存在的潜能，做与不做的潜能。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正是这个关系才建立起潜能的本质。因为与它本身的‘非存在’和‘不做’相关，它才可以‘存在’和‘做’。在潜能中，感觉是合法的感觉缺失，思想就是非思想，劳动就是非劳动。”④根据对潜能的双重性的这种理解，“生命完全存在于潜能领域中，存在于能与非能的潜能领域当中。所有人的潜能与非潜能都有同样的起源。对于人来说，所有存在和做的能力，都与它本身的丧失合法地相关。这就是人类潜能之不可估量的特点的起源，相对于其他生命的潜能来说，它既暴力又极具效率。它们可以仅仅是特定的潜能，也可以是这样那样登录在生物学使命上的某种行为。人是持有自己的非潜能的动物，其潜能的伟大是被非潜能的深渊所估量。”⑤他相信，这样的潜能既可以把人送上伟大的高峰，也可以使人坠下无边的黑暗深渊中。这样的潜能观是辩证的，对潜能的好坏、高低都要根据具体情况判断。正是对“潜能形象”的这种独特阐发，会促使人们“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在美学中的创造与作品的活动状态”。⑥ 这样，当阿甘本把福柯的观点引来考察美学中的创造性作品的生命时，文化现代性进程就产生了一种新的“生命权力”或“生命政治”。对此，不妨暂且称之为审美生命政治。审美生命政治是涵盖广泛的生命政治在文化艺术领域中的一种存在方式，表明来自异文化的审美和艺术资源当其与个体生命的特定需要相契合的时候，会产生一种特殊的规训力量，能够既有创造性的潜能，也可能有其他的东西。一方面这种审美生命政治确立了民族国家文化借助异文化获得再生的普遍性原则；另一方面又让这种普遍性的原则内化为个体的生命权力的规训原则，让个体感受到从自己出发是多么美妙的事，是快乐的事，接受外来的文化不是被动的，不是强制的，不是可怜的，而是主动的。为什么？因为一旦接受外来异文化就可能获得再生，就像孙悟空72变，可以产生新的变体。这样，把生命权力审美化，再把它个人化，就为文化现代性进程中面向异文化开放，提供了合法化的依据。 如果这还不够有力的话，再举德国启蒙思想家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年)的观点。他在论述历史哲学的时候，提出了“效用之链”的观点。按照他的看法，文化现代性进程中生长着一种“效用之链”的客观历史链条。这种“效用之链”是一种仿佛“不可见的、隐藏的介质”，能够运用共同的思想、情感、动机、法律、建制、印象和形式等多种方式，将个人与祖先、他人和后辈之间联结起来，从而形成一种文化生命共同体，在其中使个人以及文化的生命都能达于“不朽”。⑦而这种“效用之链”的作用，往往就是由内化的个人自觉地率先发动的。个人对这种“效用之链”的服从或适应，受到他设想的人们本性里的文化共同性好尚的内在驱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