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21)02-0097-13 1928年秋冬至1929年春，绥远①发生了一次鼠疫疫情。对于鼠疫，绥远人并不陌生，因为1918年就曾经发生过一次十分严重的鼠疫，人们记忆犹新。而1928年这次鼠疫疫情结果与上次却大不相同。以往学术界对绥远1928-1929年鼠疫问题研究较少，仅有范庆峰探讨过绥远鼠疫流行对经济的影响②，而对此次绥远鼠疫流行的过程、政府及有关方面的应对等问题的研究还十分薄弱，不少问题尚不清楚。通过梳理史料发现，1928-1929年鼠疫恰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个案，疫情的发展过程和疫情治理都比较清晰。探究这些问题，对于急性传染病疫情发生后如何防疫、治疫颇有启示价值。故本文根据当时有关史料，试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 一、绥远鼠疫之发生与传播路径判断 鼠疫是烈性流行传染病，对人类危害极大，因而防疫成为人类“保卫众生”的任务，此亦“卫生”之要义。在1910-1911年，东北三省鼠疫曾流行并波及华北，造成死亡数万人的重大损失③，这尚是当时清政府在危机时刻启用具有现代医学防疫专门知识的伍连德博士，果断采取隔离措施而较为有效控制疫情情况下的结果。1918年绥远发生了鼠疫，疫情亦十分严重，但没有在邻近的山西省大面积蔓延，这是由于晋督阎锡山采取了堵隔措施，防治比较得力④，遏制了鼠疫的进一步蔓延。鼠疫一旦发生，能否在各地及时采用堵隔措施是疫情是否扩散蔓延的关键因素。但是，当一种传染病最初发生时，由于技术条件所限、信息沟通限制等原因，其早期并不易被发现与确定，这往往使它在一定范围传播开来后才引起人们的警觉而加以防治。 1928-1929年的绥远鼠疫最早发生于何时、何地，其传播路径如何？当时材料的说法并不相同。我们试比对几种材料的观点。 据当时卫生部呈行政院的材料称：“绥远鼠疫经过情形起自去年9月初发现于包头县境之河西……10月初旬东胜县乡人因迫于饥荒，捕鼠为食，遂致发疫……10月下旬萨拉齐县境之沙尔沁、东园、公积板等村鼠疫相继发现……托克托县鼠疫之生，系于去年11月中旬有商人由河西染疫回县，因致蔓延。”⑤由此可知，其传染源发生于9月初河西之地，传染路径似由9月初包头河西，经10月初东胜、10月下旬萨拉齐县到11月中旬托克托县。值得注意的是，东胜县虽然在时间上与包头县境河西有序列关系，但在病源学上，东胜似是本自内生，因为东胜县乡人“捕鼠为食，遂致发疫”。 当时卫生部所派赴绥远防疫专员周文达技正的电文材料与卫生部的材料内容相似，不过有些情况描述得更为具体：1928年9月包头县境河西发现“急性疫症”；10月初东胜县杜乡皂火村有人感染发疫而死，原因是人民掘鼠粮、食鼠肉以致“发疫”；10月下旬萨县西乡沙尔沁村之东西园发现疫情，据称“由黄河西传来，十一月上旬由沙尔沁之东园沿铁路东传人该县所属之公积板”⑥。但公积板的疫情非单线传播，具有交叉性：“杨娃由包头县之黄河南岸达拉特旗营回县传来”，亦由“两医生赴萨县沙尔沁之东园诊病传来”⑦。除了萨县疫情外，托克托县的疫情也是由包头县河西传染的。1928年11月中旬，“该县东南乡毛不拉地方商人自黄河西岸染疫回家而亡，十二月初旬由毛不拉传入城内”。疫情又从该县传“北村、祝乐沁村”，“更由该村北延三间房、账房坪、徐家窑子等”，一月“又传至东乡南火盘”，“二月传至东北乡百几村、宝号营”⑧。此材料也表明，绥远疫情发于9月的河西之地，萨县的疫情发现于10月下旬，既有最初县内的交叉传播，又有直接源于河西的感染传播两种状况，不过其根源仍为河西之地是清晰的。托县也是由河西之地传染的。东胜县疫情亦被认为是内生的。与卫生部呈行政院的材料相比，周技正的材料补充了萨县传染的两种路径，并详细列举了托县感染传播的具体路线。周技正的材料是他亲赴疫区调查所得，更为准确和详细。 当时绥远临时防疫处的调查材料称：萨县公积板疫症“系由河西人传染而来”。至萨县属东园村之代州营鼠疫病状“一如公积板头，由该村传染无疑”；如该县毛岱新莹村、黑马板村、沙尔沁村“亦均由公积板传染而来”。而包头城内的传染“亦系由公积板传染”⑨。托县疫情，也被认为是由河西之地传播的。 上述材料有不一致以至相互矛盾之处。周技正的调查材料则认为萨县公积板并非萨县疫情的最早发生地，公积板的疫情反而是由沙尔沁之东园沿铁路传染来的，甚至还由医生到东园“诊病传来”。后来周技正在给卫生部的报告中把托克托县鼠疫发生的时间进一步确定为1928年11月12日，当时东南区毛不拉的“王秀润之妻从黄河西岸准格尔旗回家发病而死”⑩。周文达技正是卫生部派往绥远疫区指导并协助扑灭疫情的专员，他的这次调查，是疫情结束之际呈给卫生部的报告，应该说，报告中提供的关于托县疫情发生的时间，是准确的。材料中的黄河西，指的是内蒙古准格尔旗及其附近地区。疫情发源地进一步明确了。 根据有关乡土资料，萨县东园的最初发病者和毛岱新营子的最初发病者均未外出，由此在县内引起传染(11)。其病源似乎难以捉摸，这和当时调查萨县疫情由黄河西传来的说法不合。这似乎体现了疫情发生的多源性。但当地乡土资料显示，1928年伊盟居民生活困难，“猎食野生动物被传染腺鼠疫，后变为肺鼠疫，发现患者五百名”(12)。准格尔旗归伊盟管辖，因此，河西之地的伊盟疫情地，又可证是绥远鼠疫的病源地。另外当时卫生部的鼠疫疫情报告也明确指出：“此次鼠疫发源地”，“据各方报告及亲自调查，确为河套以内鄂尔多(Ordas)区域即伊克昭盟之地，而绥远各县汉人通称之为河西地方者是也”。其“疫之起因”，“据因该省叠年旱拔为灾，人民艰于得食，去年秋间河西一带之人，搜掘野鼠窝获夺鼠粮并食鼠肉因而得疙瘩(淋巴腺肿)发热数日而死，如此者甚众，入冬则转为肺炎型”(13)。因此，从整体上看，各县疫情有内生的情况，但伊盟的河西之地当是疫情的主要发源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