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623/j.cnki.36-1341/c.2021.02.006 音乐产生于人类的情感表达需要，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元素，具有规范社会意识的特殊教化功能。音乐的教化意义曾被儒家思想所重视，《荀子·乐论》对音乐的移风易俗优势作了经典阐释：“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①。这一寓教于乐的思想受到中国历代统治者推崇。时至近代，面临内忧外患的危机，中国仁人志士全力寻求唤醒民族意识、挽救民族危亡的路径。随着新式学堂的兴起，革命音乐由于其特殊的意识形态教化功能而逐步被引入中国近代教育系统。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高度重视革命文艺在宣传教育中的作用。他们将传统乡村音乐改造成革命歌曲，并广泛运用在苏区教育中，对苏区民众进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化。目前学界对于音乐的教化功能和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已有较多探讨，②就苏区革命歌曲的研究而言，有学者关注到鄂豫皖苏区革命歌曲(或称革命歌谣)的文化动员和思想政治教育功能，③然而对于革命歌曲在苏区教育中的运作机制关注较少，更未论及革命歌曲与苏区教育之间的联系。中共领导下的鄂豫皖苏区教育如何运用革命歌曲对民众进行文化知识传播和马克思主义教育？鄂豫皖苏区革命歌曲教学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面结合地方实际有哪些新的创举？本文围绕革命歌曲在鄂豫皖苏区教育中的运用作一探讨，试图揭示革命歌曲如何服务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地方实践。 一、中共对革命歌曲宣传教育功能的重视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凭借其船坚炮利，不断侵蚀中国的领土主权，使中国逐渐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经历了从太平天国起义、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的艰难尝试，然而由于普通民众缺乏国家民族意识，犹如一盘散沙，抵抗无力，始终未能使中国摆脱危机。20世纪初期，为了培养国人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先进知识分子在西方思想文化和教育制度的影响下，开始提倡新式学堂教育，学堂乐歌由于其独特的教化功能而在新式学堂教育中被大量创作和推广，以达到形塑少年儿童的国家认同和民族意识之目的，这也标志着我国的学校音乐教育进入了新篇章。④随着近代中国革命的兴起，在革命知识分子的主导下，为了推动革命思想的传播和革命活动的开展，我国的音乐教育也逐渐革命化和意识形态化。 (一)革命歌曲被纳入中共宣传教育策略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大多都有在国外工作或留学的经历，对西方音乐教育和革命音乐有切身的了解和体会，尤其受十月革命后俄国的革命歌曲影响深远，他们归国后极力倡导革命音乐的创作和教育。1921年11月，负责中共组织工作的张国焘到俄国伊尔库茨克参加远东劳苦人民大会，大会期间感受到俄国浓郁的革命文艺氛围。据他回忆，每周六晚远东局工作人员都会举行晚会，“最精彩的节目是集体唱革命歌曲，跳高加索舞”，他认为“俄国的革命歌曲，音调高亢，激昂壮烈，很能刺激人的感情”，然而晚会上工作人员邀请各国代表演唱本国民歌或革命歌曲时，中国代表却拿不出自己的作品，这让他们受到很大刺激，意识到中国革命娱乐生活的缺乏，“后来中国革命歌曲的创造，和民歌的发扬，我们这次所受的刺激是一个小小的起点”。⑤作为中共早期的理论家，瞿秋白曾多次赴俄考察，1923年，他在探讨上海大学艺术系教学方案时指出：“其实音乐及歌术，是艺术中最接近民众有益社会的，于中国现时的文化程度之下，尤其必须提倡整顿。”⑥早期共产党人对革命音乐的切身体会和理论主张，直接影响到中共宣传教育策略的制定与调适。 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革命文艺理论和认知的影响下，中共中央在制定宣传教育策略时，逐步探索革命音乐在宣传教育中的运用路径。1923年11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指出大众文艺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特殊作用，强调中共主导创作的民间文学和音乐作品要尽量口头化和通俗化，“当尽力编著通俗的问答的歌谣的小册子”。⑦随着北伐的推进，农民运动风起云涌，中共逐渐将工农的宣传教育问题列入议事日程。1925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宣传问题议决案》，提出将“编辑通俗的小册子歌曲等，翻译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作为文字宣传和鼓动方面的重要工作。⑧革命歌曲正式被纳入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教育策略。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逐步将目光转向农村，开辟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其工作重心也转移至新建立的苏维埃区域，注重实施底层民众的政治教育以争取广大工农群众。在探索苏区宣传教育的策略时，中共将革命话语与乡村民众喜闻乐见的传统音乐相结合，借鉴当地山歌小调的曲调创作革命歌曲。1928年10月，中共中央在《中央通告第四号——关于宣传鼓动工作》中，针对苏区的宣传工作专门指出，除了利用群众大会、宣传口号、政治讲演、农民画报与壁报、学校、报纸等进行宣传鼓动之外，还要“把党的政策口号，编成咏语山歌”，将其作为重要的宣传鼓动工具。⑨山歌是中国乡村民歌的一种特殊体裁，在农民中很受欢迎。中共中央提出将党的政策口号编成咏语山歌的做法，是将革命方针、政策、话语与传统民歌形式相融合以对乡间民众进行革命思想教育的有益尝试，对于各个苏区在探索如何将革命歌曲运用于苏区教育方面指明了方向。 (二)鄂豫皖苏区党组织对革命歌曲宣传效力的肯定 在中央宣传教育政策的引导下，鄂豫皖苏区党组织对革命歌曲的认识不断加深，地方党组织在报告文件中对革命歌曲的宣传教育功能作了充分肯定。据目前所见文献，在鄂豫皖苏区，早在1929年5月，麻城、黄安(今红安)、黄陂等县委报告便提及了歌曲的宣传效力。麻城县委在关于党部训练和宣传的报告中，专门提及“标语传单和歌曲”，并通过在实践中对比三者的宣传效力指出：“标语的口号系根据各区的实际情形，但传单的效力不及标语和歌曲的。大标语的效力又不及歌曲。”⑩黄安县委在报告中介绍到，“标语传单与歌曲，都能影响群众，每支都是普遍的发给各地”。(11)黄陂县委报告中在宣传策略部分提及“标语、传单及枪会歌”，认为“文字宣传中以歌曲力量为大”。(12)可见，在面向底层工农群众的实际宣传工作中，鄂东北各县党组织切实感受到歌曲的宣传效力要大于标语和传单，歌曲也因此成为基层党组织最重要的宣传技术之一。作为鄂东北地区的上级党组织，鄂东北特委在中央宣传策略和基层党组织报告的影响下，进一步认识到歌曲对于工农群众的宣传效力，并充分肯定了歌曲在底层民众宣传教育策略中的特殊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