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进师与闽浙赣边区游击战略的选择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才友,杭州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杭州 311121)。

原文出处:
历史研究

内容提要: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在进入浙江后经历了由运动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型,并与闽东和闽北游击区实现配合。然而,挺进师所主张的“大游击”战略,与南方八省大多数游击区的“小游击”战略存在较大不同,三大游击区为此产生争持。1936年9月“两广事变”结束后,革命形势的变化促使挺进师向“小游击”战略聚合。在“小游击”战略推进下,挺进师深入浙南、浙西南,依据地方实际打通与民众的联系,建立起较为巩固的游击根据地,并实现自身力量的不断发展。浙南、浙西南游击区在保持相对独立的同时,协同联动,并与闽东、闽北游击区形成呼应。挺进师及闽浙赣边区对革命的探索实践与根据地的稳步发展,使闽浙赣地区成为中国革命在南方的重要支点。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21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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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6月,为策应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采纳共产国际建议,①先后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和挺进师深入闽浙赣边区。挺进师于1935年春由赣东北苏区经闽北入浙,又从浙西南到闽浙边,与闽东独立师在共商成立闽浙边临时省委的基础上,建立了浙南游击根据地,坚持武装斗争,为革命积蓄了力量。与其他大多数游击区长期分散、独立支持和各自为战不同的是,挺进师与闽东、闽北两大游击区的联动颇值得关注。

       相较而言,学界对南方八省敌后游击区的关注较晚。②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学界逐渐跳出以政党为中心的研究理路,开始结合社会经济因素对中共革命进行溯源式研究。③围绕挺进师与浙南游击区的开辟,以及与地方社会的结合,学界亦进行了持续探索,④但对挺进师跨游击区联动,及其在长期失去与中共中央联系情况下的生存发展问题缺乏深入探析。本文拟在既有研究基础上,以挺进师建立浙南游击区及其与闽北、闽东游击区的联动为中心,讨论挺进师在闽浙赣边区游击战争的战略选择和发展历程。

       一、重拾游击战:挺进师入浙前后的战略转型

       1933年9月,国民党采取堡垒战术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致使此次反“围剿”节节失利。至1934年中,中共中央不得不将撤离中央苏区、实施战略转移提上议事日程。6月,为配合红军主力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抽调红七军团改编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对内仍称红七军团),在宣传中共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发展的同时,深入国民党统治腹心地区,吸引和调动“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⑤

       红七军团系由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红十军改编而来,其人员亦主要来自该地区及附近的闽浙边区。中共中央派遣抗日先遣队深入这些地区,应考虑了红七军团人员的乡土渊源和地利优势。军团于1934年7月由瑞金出发北上,经数月转战,于10月下旬进入闽浙赣苏区。11月初,在中共中央和主力红军已经长征的情况下,红七军团又奉命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重组抗日先遣队,继续征战。1935年1月,在主力于怀玉山地区遭受严重损失的情况下,抗日先遣队又返回闽浙赣苏区。应该说,在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中共中央适时提出“北上抗日”的口号是正确的,但受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在先机已失的情况下派遣抗日先遣队深入国民党统治核心区,力图促动国民党作战部署的调整,缺乏达成战略目标的现实条件。⑥不仅如此,抗日先遣队领导人乐少华和曾洪易等,未对闽浙赣边区实际情况予以充分考量并作出战术调整,也成为制约战略任务完成的不利因素。如攻打福州时仍采取“猛打硬拼”的战法,致使部队损失惨重。

       实际上,游击战可谓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困境下,中共扭转局势的有效手段。中共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对战争战略问题进行了长期探索,从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等人对游击战的初步运用,到中央苏区时期对运动战与游击战结合运用的驾轻就熟,红军实现了战略战术的升级革新。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红军已失去大规模运动战的基础,重拾游击战是突破困境的可行选择。但是,中革军委仍期望以运动战牵制国民党军,并命部队北上浙西。浙江是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区域,保安团实力强大、保甲制度严密,国民党当局在便捷的交通、通讯条件下多能掌握抗日先遣队的行踪。在经历浙西失利后,方志敏曾电请中央分局和中央苏区将闽浙赣省委迁至闽北,寻求将赣东北苏区变为游击区。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仍命抗日先遣队以运动战应敌,使抗日先遣队在怀玉山遭受严重损失。⑦

       抗日先遣队失败后,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于1935年2月再命抗日先遣队余部,与闽浙赣独立师第一团共计538人,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由粟裕和刘英分别担任师长和政委。中央分局赋予挺进师的主要任务是进入浙江长期活动,发动游击战争和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同时打通闽东与闽北的联系,在革命工作和军事行动上与闽东、闽北形成有力配合,以策应主力红军的长征。⑧

       挺进师成立后,粟裕和刘英分析了浙江的地理和社会环境,决定以仙霞岭为中心创建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明清以来,大量闽赣移民迁入浙西南,其中又以客家人居多,他们往往聚族而居,在“山源深邃,林菁险密”之处蜂拥云集。⑨挺进师中包括刘英在内,有着大量客家人,这为挺进师在浙西南山区开展群众工作、发展游击战争提供了有利条件。⑩基于此,挺进师制订了2月下旬由闽浙赣苏区经闽北进入浙江的计划。但是,3月1日,挺进师在闽浙赣边界的江西铅山县突遭江西保安团伏击,电台在战斗中被毁,由此失去了同中共中央的联系。为加强对党政军工作的统一领导,挺进师成立以刘英为书记的政治委员会,开启了自主探索的游击之路。

       因存在此前中央指导的强大惯性,挺进师虽决定重拾游击战,却不可能立即放弃运动战。实践证明,运动战思维极不利于红军在闽浙边区立足。抗日先遣队即因坚持大兵团作战方式,“没有分散打游击的认识和决心”,故而未能在浙江打开局面。(11)1935年3月底,挺进师进入浙西南,辗转游击于闽浙边区的庆元、景宁、松溪、政和、寿宁、泰顺一带。浙西南连接闽浙赣三省、地处仙霞岭山脉中段,境内高山重叠、森林茂密、移民杂居,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但是,挺进师并未立即摆脱大兵团作战的思维定式,也“没有发动全体指战员自动的参加群众工作”,导致“以连排分散行动时缺乏群众工作经验”,(12)面对“大刀会”等地方组织和反对革命的保甲长时,难以做到如臂使指般开展根据地创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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