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义”到“党”:政党观念转型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里峰(1976-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暨学衡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
江海学刊

内容提要:

中国和西方的政党观念,均经历了宗派或朋党、代议制政党、无产阶级政党三个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政党观念转型与政治实践探索相互激荡的产物。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以及列宁的无产阶级建党学说,促成了中共创建者们的政党观念转型,为建党实践提供了必要的知识资源和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第一次将“主义”与“组织”有机结合起来,二者相互支撑,相得益彰,最终成就了近代知识精英唤醒民众、救亡图强的理想。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21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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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堪称中共党史和革命史研究的“元问题”之一。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作了如下表述:“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①国内外学界关于中共建党史的研究,大多围绕这些因素展开,关注点大致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五四运动提供的思想和组织准备、俄国十月革命的示范效应、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推动、早期工人运动与中共成立的社会基础等。②随着资料的发掘和研究的深入,与中共建党史相关的重要史实大多都得到了澄清。尽管如此,从思想观念与政治实践互动的视角观之,中共之创建仍有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种全新的政治组织,与此前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的政党(如国民党、进步党)或准政党(如兴中会、同盟会)均有实质性的差异。西方近代政党概念在19世纪后半期传入中国,并于甲午战争以后广为流传和接受,为中国知识精英提供了观察时局和表达政见的新视点。③新文化运动期间,随着群众性政治运动的出现,国人政党论述的基本框架逐渐由“立宪政治”转向“国民运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发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程,并促使左翼知识分子积极探索列宁主义建党思想,进而以俄共为范本着手创建中国共产党。本文拟从这一历史脉络出发,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简要梳理中国近代知识精英政党观念的演变,进而聚焦十月革命以后建党先驱对列宁主义建党思想的认知与接受,以期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观念背景和历史意义。

       政党观念的历史渊源

       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大量关于“党”的记载,“朋党”及“党争”也是传统士大夫政治论述中时常出现的字眼和主题。但具有现代政治意涵的“政党”概念出现于中国,无疑是19世纪中叶以后中西知识交流的产物,或如概念史家所说,经历了传统汉字词汇被赋予新意涵而成为一个现代概念(所谓“旧瓶装新酒”)的过程。

       在传统中国政治语境中,“党”总体上是一个具有显著贬义色彩的概念。《说文解字》释“党”为“尚黑”。《论语》云:“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淮南子》云:“摄威擅势,私门成党,而公道不行。”耶律楚材《辨邪论序》云:“党恶佑奸,坏风伤教,千载之下,罪有所归。”《明史·赵用贤传》云:“党同伐异,罔上行私,其风不可长。”④因此,“历史上对党的定义,无外乎党为私,党为邪,党为患;或者就是成语所说的‘结党营私’之类”⑤。

       北宋之际,“朋党”一度成为朝中政治论争的关键词,欧阳修呈送宋仁宗的《朋党论》一文,被视为关于古代朋党论述最著名的文献。作者一改君子“群而不党”的传统观念,将朋党分为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进而指称小人之朋为伪,君子之朋为真:“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呼吁君主“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如此“则天下治矣”。⑥

       尽管如此,“党”在传统思想脉络中的负面意涵并未真正改观。到了清代,雍正帝亲自撰写《御制朋党论》,严厉驳斥欧阳修的朋党论述:“宋欧阳修朋党论创为异说,曰君子以同道为朋,夫罔上行私,安得谓道?修之所谓道,亦小人之道耳。自有此论,而小人之为朋者,皆得假同道之名以济其同利之实。朕以为君子无朋,惟小人则有之。”“夫人君之好恶,惟求其至公而已矣。……若朋党之徒,挟偏私以惑主听,而人君或误用之,则是以至公之心,反成其为至私之事矣。”并称“今既登朝莅官,则君臣为公义,而朋友为私情,人臣当以公灭私,岂得稍顾私情而违公义?”⑦

       欧阳修与雍正的两篇名文,一主君子有真朋,一主惟小人有朋,代表了传统政治架构中官僚与君主的不同逻辑,其焦点在于朋党的本质属性究竟是“同道”“同心”之公,抑或“偏私”“惑主”之私。

       在西方政治话语中,“政党”(party)与“派系”(faction)长期处于纠缠不清的状态。古典时期的雅典城邦即以各种不同的政治团体而著称,但它们只是基于人格而非原则的派系,并非政治家或公共意义上的政党。西塞罗《论共和国》强调整体的或公共的利益,而非体现任何个别部分的利益。从词源来看,“政党”与“派系”有着完全不同的起源。“派系”源自拉丁语factio(制造)或facere(行动),表示为了把某些东西掌握在自己手里并符合自己目的而采取往往是有害的行动。“政党”源自拉丁语partire,表示某些较大联盟的一个“部分”,进入法语后有了“分享”(partager)之意,进入英语后又有了“伙伴”(partnership)和“参与”(participation)的意思。中世纪的基督教政治学家主张整体大于部分,如果作为个体的“部分”谋求一己私利而不顾整体利益,就成了图谋专制的“派系”。文艺复兴时期的作者同样坚信,派系和小集团的存在会削弱国家的统一和安全。⑧尽管从词源和意涵上看政党与派系并不是一回事,宗派是具体的团体,而政党是抽象的集合,但是当涉及现实世界时,两者往往难以区分开来。⑨从政治实践来看,在17世纪后期英国议会围绕王位继承权问题展开的激烈争论中,出现了具有谩骂色彩的辉格党(Whig)和托利党(Tory)。政党(political party)作为现代政治结构的一部分,则是因应18、19世纪代议制政府的出现和选举权的普及而产生的。在此之前,所谓的“派系”(faction)或“党”(party)不过是意气相投之政治人物促成的团体而已。⑩在后来的演变过程中,faction始终带有贬义色彩,party却在民主宪政的政治语境中逐渐获得了褒义意味。(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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