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公布，满足了学界与公众渴盼已久的等待。但有些数据符合公众预期，有些数据却大超预期而引发普遍热议。如何理解人口普查数据？如何从这些普查数据分析和判断中国人口的未来走势？成为学界亟待关注的问题。 人口总量与未来走势：生育率降低与人口达峰 一般而言，普查成本很高，而抽样调查成本相对较低。所以，世界各国为追踪人口变动趋势，每年或隔几年开展一次抽样调查，每10年开展一次人口普查。我国每年开展一次1‰人口抽样调查，每5年开展一次1％人口抽样调查，每10年开展一次人口普查。社会公众每年得到的数据，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这在每年的统计公报中会给出基本变化态势，并以前些年的变化趋势估计与调整抽样调查当年的人口数据。过去10年，因为每年公布的新生儿数量在波动中趋于递减，故政府及时改革了原有计划生育政策，在2013年通过单独二孩政策，在2015年通过普遍二孩政策。但最近几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的结果是：每次改革的制度红利只会释放1-2年左右。数据显示，每年新出生人口数量持续下降：2016年出生人口1786万人；2017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2018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2019年出生人口1465万人；2020年——按照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只出生了1200万人。 但第七次人口普查人口总数减去第六次人口普查总数得到的值，与过去10年每年新出生人口减去死亡人口所得差的“和”相比多出了很多。按照统计公报公布的2019年的总人口为14.00亿。在最近几年死亡人口接近1000万左右的情况下，普查发现2020年的总人口为14.11亿——这意味着2020年比2019年多出了1100多万人口。 社会公众在每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所显示的趋势中逐步形成思维定势。学术界根据最近10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尤其是根据每年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所推算出的净增人口数及其变化趋势估计未来中国人口的峰值，由此得出的必然结论是：人口增速在快速下降。第七次人口普查得到的数据支持出生率趋于降低的态势，但总人口数高于公众预期。因为14.11亿的总人口，既与2019年疫情之前的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不一致，也与2020年受疫情影响而由公安部门公布的新生儿登记数所计算的数据不一致，还与很多预测得到的数据不一致。这些不一致导致的期望差所引起的热议是可以理解的。 在人口流动加速、流动人口总量长期攀升、人户分离现象趋于常态的情况下，每年进行的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质量肯定低于人口普查数据的质量。一般而言，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误差率之内，通常的做法是以普查数据重新修订抽样调查数据。应该说，在所有的数据中，人口数据是最准确的数据。在所有人口数据中，普查数据是最准确的数据。基于定居社会而得到的普查数据质量肯定高于基于迁居社会而得到的普查数据质量。正因如此，只要人口流动加速，只要人户分离率日益上升，则以房找人或以房登人的普查数据质量也会遭受质疑。尽管如此，由普查得到的数据质量仍然大大高于抽样调查得到的数据质量。 这就是说，由普查数据得到的中国人口总量及其地区分布数据，是一个应该接受的数据。尽管该数据比1‰抽样调查多出了1100多万，但出生率的下降态势、老龄化的加速态势是明确的。在人口金字塔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重趋于上升，则死亡率也会趋于上升。如果婚龄年龄段人口趋于减少——生育旺盛期的成年女性的人口数量趋于减少，则每年的结婚对数也会趋于减少，由此导致的每年婚生人口数量也会趋于减少。比如说，2013年内地居民登记结婚对数为1341万对，而2019年内地居民的登记结婚对数则下降到922万对。 在这种情况下，出生人口数与死亡人口数趋近的过程，就是人口峰值来临的过程。2020年出生人口只有1200万，但死亡人口数量已经超过1000万，这说明中国总人口正在趋于达峰。在人口达到峰值之后，如每年的死亡人口大于每年的出生人口，则人口总数会趋于降低。如每年的出生人口数与死亡人口数接近，则会处于持续徘徊状态，但大趋势是达峰之后会趋于下降态势。这就是说，在“十四五”末期或“十五五”初期，中国很可能会迎来人口峰值。按照14.11亿的总量估计，则峰值很可能在14.2亿之内。 人口的三大转折点：产业升级与临工化 与第六次人口普查比，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的劳动力人口，即16-59岁之间人口为8.9亿，占比为63.35％，比“六普”下降了6.79％。如何理解这个数据？ 人口数据，尤其是人口年龄结构数据，是一个在少儿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的队列中相比较而形成的百分比结构。劳动年龄段人口比重的降低，一方面受老龄人口寿命延长所导致的60岁及以上人口数量的增加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少儿人口占比上升的影响。所以，有人解释说主要受生育政策改革而刺激的出生人口增加的影响而降低了劳动年龄人口的占比，这是不全面的。在劳动年龄人口既存但该年龄段人口死亡率影响式微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下降。在论及人口结构转变时，蔡昉提出了两个转折点理论。我在这里加一个转折点，形成三个转折点假说。 第一，劳动年龄人口总数的达峰与转折，是人口结构变化的第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人口红利主要体现为劳动年龄人口总数与占比持续上升，老龄人口和少儿人口占比之和持续下降的通道：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越大，收入越高，用于积累与用于改善消费的家庭部门的花费就趋于上升，经济增长动力就足。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大约从2013年起，就以每年减少200万到400万的速度在递减。这直接引发了“民工荒”与“招工难”问题。再加上持续不断的再生产扩大过程，逐步耗尽了农村的劳动力蓄水池。劳动密集型企业工资增速的放缓、劳动条件的缓慢改善等提升了劳动者讨价还价的能力，使劳动者能够通过“以脚投票”的方式选择就业地区与企业，从就业岗位的需求侧迫使企业改进生产流水线，提升劳动效率，增加技术与资本的密集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