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1；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09-2528(2021)03-071-006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过程中所围绕的中心思想。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统一中，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之所在。以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先后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为分析视角，对党在这一时期是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从中汲取宝贵的经验和启示，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初步认识的重要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就是不断认识、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过程，就是不断深入认识中国国情，揭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规律的过程，就是在实践基础之上不断总结经验和推进理论创新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便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将实现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为奋斗目标。然而，这时的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的基本国情以及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都还处于不十分清醒的阶段。党的二大依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的理论，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党的三大前后，党又围绕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行合作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党的四大对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和工农联盟问题初步形成了共识。1925年爆发的五卅运动以及随后进行的北伐战争，清晰展现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特别是农民和资产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使党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对于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农民同盟军等中国革命基本问题。1925年12月，毛泽东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代表了这一时期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初步认识的成果，进而为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作出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1.明确提出革命首要问题 毛泽东在文章的开篇便指出，分清敌友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各阶级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进行了一次次的斗争，均以失败而告终。毛泽东深刻揭示：没有分清敌友，未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是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的基本原因。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引领广大工农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以积极的步骤联合国民党，这就意味着党已经在分清敌友这个革命首要问题上发生了重大转变。国共合作的实现有力地促进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斗争，特别是五卅运动的爆发使全国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同时，面对即将到来的大革命高潮，国民党内各派间的斗争日益激烈，共产党内也出现了只注重国共合作或者工人运动而忽视农民运动的错误倾向。为此，毛泽东提出：“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1](P3)中国革命首要问题的提出，为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中国国情，探索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2.科学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具体剖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五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对革命的态度。他指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代表着中国最落后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是极端的反革命派；中产阶级主要指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代表，他们对于革命的态度是矛盾的，在遭受外资打击和军阀压迫时赞成革命，在革命发展而感到自身阶级地位受到威胁时又怀疑革命；由自耕农、手工业主和小知识阶层构成的小资产阶级是小生产经济的代表，尽管其在平时的革命态度不尽相同，但是当革命高潮到来而接近胜利之时他们都是可以参加革命的；包含绝大部分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和小贩在内的半无产阶级经济生活艰苦，迫切需要通过革命以变更现状；现代工业无产阶级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已经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毛泽东立足中国国情，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经济地位与革命态度的科学分析，成为党认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重要依据。 3.初步厘清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发表前，毛泽东在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时已经指出，“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2](P139)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中，又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基本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强调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1](P9)这就初步回答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领导、动力及前途等问题，进而将现时的中国革命与以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区分开来，萌发了新的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正是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所形成的基本思想这一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毛泽东又聚焦农民运动，进一步提出了“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3](P37)的重大论断。而在大革命失败后党独立领导中国新的民主革命、开辟农村包围城市这一具有中国特色革命新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又结合对中国国情和革命性质及特点的分析，逐步形成了中国革命新道路的理论，进而正式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然而，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以前，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呈现出的是一种错综复杂的状态：一方面，表现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从事中国革命实际斗争的共产党人，充分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国情和实际、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之正确关系的科学态度，并取得了创立人民军队、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和发展农村根据地、粉碎国民党新军阀多次军事“围剿”等重大胜利，迎来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伟大历史性转变；另一方面，则是当时在党内盛行的以教条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左”倾错误不断发展，逐步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左”倾领导者不仅在中国革命性质、任务、道路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上奉行教条主义的态度，压制毛泽东等所提出的正确主张，而且从根本上拒绝了他们所坚持的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本本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创造性思想路线。从而造成了党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严重失败。党在革命危急关头召开的遵义会议，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出现了新的转机，进而为党在抗战时期最终揭示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