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1)02-0010-11 《实践论》是毛泽东在1937年7月为抗大学员讲授哲学课程时撰写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讲义基础上完成的一篇重要文献①。关于《实践论》的现有研究，大多在哲学范畴内展开，兼及版本的考证。如许全兴认为，《实践论》和《矛盾论》(即“两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中国传统哲学优秀成果三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②。雍涛指出，“两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具体化、民族化、通俗化的典范之作，“从深层次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结合起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民族化和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③。李维武也认为“两论”标志着毛泽东“实践论”哲学体系的创立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④。版本方面的问题，许全兴对“讲授提纲”“两论”的修改以及与苏联30年代哲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关系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⑤。 从哲学范畴讨论《实践论》是必要的，但局限于此又容易遮蔽这一经典文本生成语境的复杂性。本文旨在在《实践论》的问题史架构中探究“文本与历史”的互构性问题。笔者希望从哲学与政治的交互历史语境中剖析这一文本及其针对性问题，而不是首先给它一个哲学式的框定。如果急于把它直接作为通常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或“毛泽东思想”的构成部分，就可能先入为主地以“哲学—思想”的系统性来裁剪“文本”，导致文本自身的问题史被简单化。《实践论》文本有其自身的生成过程，而“哲学—思想”的系统性往往是经后来的文本书写、修改、加工的综合过程确立的，这两者不能直接等同，应拉开彼此的界限、距离，这样更有助于阐发《实践论》的问题主旨与历史意涵。比如，毛泽东如何发现和把握问题，并通过授课、撰写文本的方式表达其敏锐的现实感的？或者说，他是如何意识和把握中国革命的现实境况的？又如何借助于“文本与历史”的交互作用来构想和型塑革命实践本身的？在毛泽东对革命实践的不断反思与构想中，他试图抓住现实中对革命有利的种种可能性，并克服那些不利的因素。这些都是他在抗大讲授提纲和撰写《实践论》时的思考所在。 本文对《实践论》的再解读主要从历史的内在视野审视和剖析它，把它看作是对中国革命实践展开的现实境况的一个认识、体察和把握。毛泽东的《实践论》写作和话语表达既是要抓住现实中的种种可能性，同时又不得不努力去应对现实给中国革命所带来的诸多限制和挑战。《实践论》在本质上就是一个“面对实际处境的文本”，承载着革命进程中变动不居的契机与难题，如果只是在“哲学—思想”的系统化脉络中进行讨论，显然是不够的。事实上，“讲授提纲”和《实践论》含有的政治论述和历史意涵已超出了哲学范畴的认识论意义，更在于培养和造就革命队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工作作风。因此，笔者试图把这一经典文本放回到毛泽东当时所处的历史语境中，从“文本与历史”的互构角度探究他在授课写作时的所思所想与自身所处时代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 “革命的熔炉”——从抗大谈起 讨论《实践论》的问题史，除了它本身的问题构成外，抗大这一学校组织实体也是不可或缺的场域。抗大的创办、性质、目的、教学、课程、教员、学员、管理等方面互相交织和影响，在革命战争形势的激荡多变中型构出一种总体性的现实状况，进而对毛泽东的课程讲授提纲及其他教员学员形成了种种预期和规定。 时任抗大教育长的罗瑞卿在谈及抗大创办时指出：“中国共产党为着把自己全部政策的转变贯彻于党的全体干部中，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迅速形成，以争取直接对日作战……因此，重新教育干部，把干部提高一步的问题……‘抗大’也就在适应这种客观情况的需要而产生了。”⑥可见，抗大主要是培养革命干部，以贯彻党的政策，担负起“应有的责任”。至于抗大的性质和办学特点，罗瑞卿认为，“一定的时期内政治教育的重要，较之军事教育更为迫切”，不仅是培养军事干部，而且“要培养出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了头脑，而又要能够最好的掌握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军事干部”⑦。很显然，创办抗大是抗日战争形势的需要，中共尤为突出政治教育对于培养干部的重要性，而毛泽东的“讲授提纲”就与抗大的教学指向直接关联。 罗瑞卿对抗大第二期的情况说明有助于理解抗大的政治教育及其规定的重要性。在学校发展中除了“教育上的设备、校具、教育用品、教材以及军事、政治教员等更感无法应付”等不少困难外，还有许多新的困难。如“学生之程度的不一致，如何来巩固外来学生与军队干部之间的团结问题，特别是经费困难得不可终日状态”⑧。针对各地不断有青年学生奔赴延安，加入抗大，中共对他们进行“抗日战争的理论与方法”“创造抗日干部的事业”等“国防教育”时，面临着如何处理外来学生与军队干部关系的新问题。罗瑞卿认为：“对于那几百个外来学生……经过几个月后，原来思想不健康的，工作上的不紧张，生活上的不能刻苦等等小资产阶级的习气，后来也能够逐渐转变过来了。不仅使他们政治上、军事上获得了应有的进步，就是思想意识上、生活习惯上那种小资产阶级的某些弱点，也帮助他们来了一个洗涤和克服。”⑨ 抗大从“政治军事”“思想意识”“生活习惯”等方面对外来青年学生的“小资产阶级习气”进行“洗涤”和“克服”，以打造学生与干部之间“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成为抗大教育中的重要内容。何长工在回忆抗大岁月时，将它视为“革命的熔炉”，除了培养训练红军干部之外，还要对延安的外来知识青年进行培养和塑造。“抗大第二期是最关键的一期。毛泽东同志参加了开学典礼，并作了重要讲话。他说：‘抗大是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的意识……磨它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革新社会，去打倒日本。’特别有意义的是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提出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作为抗大的教育方针。”⑩毛泽东作为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将抗大形容为“一块磨刀石”，就是要将“小资产阶级的意识”种种表现打磨掉，要学习“朱总司令：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11)。这对抗大教育提出了明确的政治方向和规定性。《实践论》本质上就是毛泽东以哲学的方式思考和解决他身处革命环境中的一系列政治问题，而“人的因素”又是最关键的，即“创造抗日干部的事业”成为革命工作的重中之重。毛泽东在抗战初就强调“政治路线确定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12)。抗大作为培养军事和政治干部的学校，以什么样的教学方式培养和训练干部，这对于干部教员尤其是那些带有“小资产阶级”气息的外来学生，提出了比较高的政治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