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延安时期毛泽东劳动伦理思想在中国美德伦理史上具有革命性理论变革意义。在实践唯物主义看来，“美德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区别美德和恶德，主要看行为对集体、对社会所起的作用，凡有利于集体、社会及其成员的发展和进步的，才是美德”[1](P55)。延安时期劳动伦理精神和美德形式都追求“德性与德行的统一，道德与非道德的统一，公德与私德的统一，道德境界与超道德境界的统一”[2](P300)，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逻辑张力和系统历史实践相辅相成的结晶，是伦理意识革命和道德行为革命之间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过程，是中国道德生活史上最为革命的劳动道德形态。五四运动以后，共产主义美德追求渐次经受考验并因其别样的真理力量而被历史所选择，从此，一切歧视劳动的“游惰本位”美德心理倾向在跌宕起伏的革命浪潮冲涤中走向终结[3](P12)。“劳工神圣”的革命道德精神[3](P12-13)，随着一个轰轰烈烈革命时代的来临，真正在“理论化、系统化”境界开始了现实化自己的“中国特色”文化自觉进程[4](P351)。“中国无产阶级的自为运动已经成熟”[5](P497)，劳动者阶级开始登上伦理历史舞台中央，劳动与劳动者相背离的时代走向落寞，现在的理想劳动不再被看做是“小人能之”[6](P5797)，而是“神圣的”“光荣的”。在憧憬“围绕着劳动这个太阳旋转”的理论空间[7](P627)，“神圣的”非劳动美德终结了，“世俗的”劳动美德登场并开始持续发挥文化塑造作用了。而这一切，在当代“后学心理”的非精英观念场域，得到了进一步亟待深层批判的复杂性扩张。回归、反思并开新劳动伦理“革命起点”的真精神及其时代价值，具有特别重要的劳动文化史意义。在道德本体论、道德价值论和道德修养论等论域，对于延安时期毛泽东劳动伦理思想的诠析，可以充分展现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历史和逻辑①。本文将从美德及其追寻的理想人格“是什么”(human being)、“应什么”(human ought)、“做什么”(human becoming)等逻辑递进三阶[8]，呈现毛泽东劳动伦理思想的基本架构及其学说史变革意义。 一、赋予劳动以逻辑终极意义，开创内蕴革命之义的“实践的唯物主义”道德本体论理念 毛泽东哲学的劳动道德本体论是与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伦理学一脉相承的。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都是以生产劳动为逻辑起点而建立起来的。正如卢卡奇所说：“在马克思那里，劳动到处都处于中心范畴，在劳动中所有其他规定都已经概括地表现出来。”[9](P642)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不存在“形而上学的劳动”，但是，存在“劳动的形而上学”[10]。关于道德的本体论根据，以往的道德学说大致有两种解释模型：“神圣故事”和“世俗故事”。它们分别所给予道德的终极根据，无非就是“传统”和“理性”[11](P79)。可以说，“卑贱的”生产劳动，从未在“圣洁的”道德殿堂争得哪怕一席之地。在马克思之前的伦理学历史上，以洛克和康德为界限，之前的“传统”如此，之后的“理性”也是如此[11](P79)。与以往道德本体论相比的革命性区别在于，马克思主义重视人的生产劳动在世界观逻辑中的基础地位。“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美德伦理学理论像所有的美德伦理学一样，也具有自身的道德本体论，这就是劳动道德本体论。马克思的看法是：“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12](P151)包括道德观念在内的一切观念，都是“物质交往”的产物。恩格斯更是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但是劳动还远不止如此。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13](P303)“伴随着商业和手工业，最后出现了艺术和科学；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法律和政治发展起来了，而且和它们一起，人间事物在人脑中的虚幻的反映——宗教，也发展起来了。”[13](P310-311)在列宁那里，劳动实践的本体论意义更加突显了。“对于列宁来说，实践的核心特征是革命行动，是一种对世界的再创造。正如他所写的，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创造客观世界’。为什么？因为‘世界不能满足人类，人类决定通过行动来改变世界’。”[14]美德主体、美德意识和美德条目都是实践的产物，归根结底，都是劳动的产物。 通过对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劳动伦理思想的继承发展，毛泽东哲学形成了极有深度的以劳动实践为根基的美德伦理思想。《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论持久战》《反对自由主义》《纪念白求恩》《给徐老的一封信》《为人民服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新民主主义论》《矛盾论》《实践论》《论联合政府》《财政问题与经济问题》等著作，或直接或间接地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美德伦理思想体系的建立做出了无可取代的革命性理论贡献。这些关于中国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应该如何生活”“怎么办”的知性伦理追问和美德伦理反思②，是通过列宁而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继而一直深入到欧洲启蒙思想家的实践理性和实践哲学的③。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正如他在1965年所说：“我先研究列宁，然后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15](P145)毛泽东提问方式“大体上都是说的‘是什么’和‘不是什么’”，以及紧接着“将转到研究‘怎样做’和‘不怎样做’的问题上”[16](P477)。我们认为，《实践论》对于在道德本体论层面理解毛泽东美德伦理思想而言，尤为重要。事实和逻辑皆可证明，《实践论》《矛盾论》在毛泽东的毛泽东哲学和他人的毛泽东哲学中，都占有非常显赫的理论地位。对所谓“教条主义”的分析、批判、揭露和嘲讽，就是用“革命的历史现实”来批判“抽象的形而上学”，并建立一种“中国化”“现实化”的“新哲学”[17](P491)。可以说，受诸如理论“本领恐慌”的历史实践际遇的影响[18](P178)，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哲学显现出了非常鲜明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理论特质。这也正是毛泽东“学皆起于实践问题”，以及“所谓本体者，乃属于实践之方面也”“伦理学之正鹄在实践”等早期伦理思想的学理化、形态化、科学化和革命化时期[19](P118)。在整体性思维层面，毛泽东唯物辩证法和革命反映论、“矛盾同一性”和“矛盾斗争性”、“知”和“行”等思想，绝不是黑格尔式逻辑学或知识论的翻版，而是对于它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伦理境遇中的实践性“超越”[14]。在个体性思维层面，毛泽东哲学的阶级斗争思想和革命伦理理论，“服务”和“贡献”、“革命”和“斗争”，绝不是他自己在青年时期还曾赞赏过的西方近代民主主义者及其中国拥趸的个人奋斗论或个人价值论，而是对于它们“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革命性“超越”[20](P2)。《实践论》中的“生产”“生产实践”“劳动”和“生产劳动”等概念，在本质上是同一序列的有涉事实和价值、旨在社会进化和思想革命的决定性范畴。毛泽东哲学的“本体论”“道德本体论”以及毛泽东劳动美德伦理思想就是以此作为自己的逻辑起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