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译学管论与外译祥解

作 者:

作者简介:
黄忠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学、对比语言学,E-mail:zlhuang1604@163.com;孙敏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方向:翻译与传播,E-mail:smq_ru@163.com。

原文出处:
中国外语

内容提要:

在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的当下,适逢“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推进,中译外的国内外市场与份额不断增加,由中文译向外语的外译在中国及海外尤显突出,因此,对其进行研究越发重要与必要,可以催生“外译(对外翻译)学”。该学科同属具体翻译学与应用翻译学,可为译学提供以母语为原语、外语为译语的逆向性研究视角;增加母语译成外语的翻译行为研究的权重,可以扩大并丰富译学研究格局,与史上外语译成母语的译学研究主体形成互补,共绘直至完善译学全貌。


期刊代号:H1
分类名称:语言文字学
复印期号:2021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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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缘起与催生

      “外译”即对外翻译,“外译学”是指研究对外翻译的学问或学科,“管论”则是粗浅地论述,“外译学管论”乃宏观地考察、鸟瞰整个对外翻译行为。双向翻译即含外译,早就存于世间了。对“外译”的重识与重视,并非一时兴起,而是与时俱进的,虽与史上和全球主流相逆,却更加鲜明地在中国土壤上兴旺起来,这正是中国翻译实践及其理论研究对世界的贡献。

      1.1 为时代国运所催生

      优秀有时是被逼的,创新有时为反作用所催生。中西方对对方的关心、追踪、介绍和了解极不平衡,一取决于语言,二取决于心态:西方学者不会耻于对中国的无知,而中国学者要虚心得多,力求尽量了解西方,甚至是全世界。以文学为例,外国文学翻译在中国蔚然成风,成为一学,而西方对中国的译述、介绍,则少得可怜。全靠西方,全靠国外,一时难以奏效,俗话说得好:靠人不如靠己!

      “由于汉语言方块文字与西方各语言字母文字差异巨大,同时也由于社会制度和地缘关系等因素,我国各类作品的外译在很大程度上要仰仗本土译者。当代中国的对外翻译规模之大,外译作品和涉及语种之多,参与人数之众,在世界上首屈一指。”(马士奎,2012)进入21世纪,中国大国地位崛起,或主动或被迫走向世界,走近世界的中心。对中国的友好与互惠鼓励中国走出去;对中国的封锁与要挟,逼得中国向国外推介自己。中国越来越成为翻译大国,对外翻译的体量越来越大,汉译外或中译外越来越多,成为当下中国翻译的一大特色。

      全世界向中国寻找发展的答案,中国的对外翻译成为一种刚需,中国也开始更加积极地尝试主动走出去。中国文化外译是中国文化“走出去”、实现中国话语传播、塑造中国国际形象、增强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途径(赵世举,2015),事关国家软实力的提升,因而深受官方重视。中央和地方各级部门先后实施《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工程(1995)、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4)、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译介工程(2006)、国剧海外传播工程(2008)、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2009)、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2009)、中国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2010)、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2010)、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平台项目(2013)、中国文化网站《灿烂的中国文明》翻译工程(2015)等项目,这些项目涵盖多个领域,在中国文化外译传播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以“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为例,曲一琳(2015)认为它是时代的呼唤,为“发现中国、了解中国、认知中国”搭建了平台;它是学术摆渡,助推“中国思想、中国价值、中国主张”驶向彼岸;它的前景可期,促进了国际舞台上的“中国自信、中国表达、中国评价”。如此丰富的实践,理应酝酿出相应的研究选题,甚至是理论或学科。

      1.2 为各翻译学界所催生

      新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年来,以文化外译、文化走出去、对外传播、“一带一路”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不断涌现。诸多外译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与研究,以广义的文化外译为例,梁林歆、许明武(2016)通过对文化外译研究现状的统计与分析,更加深入且深刻地认识到文化外译任重而道远,文化外译要想获取受众的认同与赞赏,只有采用新颖的话语模式与传播方式,注重厚实本真的接受对象,重视多元并包的接受渠道,才能将“我文化”融入“他文化”,进而成为“他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才能真正参与到国际事务当中,取得与各国平等交流、和谐沟通的地位与权利,为世界的繁荣进步履行应尽的义务,做出应有的贡献。

      再以中国翻译协会所举办的年会为例,最典型的是2017年12月初召开的“‘一带一路’中的话语体系建设与语言服务发展论坛暨2017中国翻译协会年会”,其中“中国当代翻译理论的建构与发展”专题论坛设有如下主要议题:(1)改革开放,特别是新千年以来,中国当代翻译理论的进步与发展;(2)改革开放,特别是新千年以来,中国当代翻译理论研究的局限与问题,以及面临的挑战;(3)中国文化走出去以及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新形势下,如何深化和拓展中国当代翻译理论发展的内涵和外延,推进和完善中国当代翻译理论建构,主要应在哪几个方面做出努力;(4)中国当代翻译理论与世界翻译理论如何更有效地对话,互为补充,更好地融合发展。

      显然,翻译学界已将理论创新的眼光瞄准了当下热火朝天的中国翻译实践。由大会主题到论坛的专题,再到论坛的议题,可以逐渐聚焦,提炼出近年来翻译学术研讨会关注的焦点,产生相应的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选题(见表1)。

      

      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大潮中,中国提出了“走出去”战略,又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此次会议非常巧妙地将主题、专题和议题三者合而为一:一要“带路”,二要经济全球化,三要信息化,落脚还得是中国当代翻译理论的建构与发展。一枝花开三朵,既要撑起花,又得立根稳;既有高度,又有深度;既符合宏观,又立足理论。这一理论创新如何展开?如何集三大要求于一身?

      欲作回答,不妨细品论坛主题—专题—议题链不断聚焦的过程。由主题、专题直至第三个议题的语义结构为偏正结构,重在理论建构,其“偏”部含A、B、C、D、E五者(见表1),其中B是A的具体化,C、D、E、F均是B的具体化。“正”部F又是C、D、E聚焦的方向,F中的G与论坛专题B“中国当代翻译理论建构与发展”的前半部内容相合。因此,偏正之间,A、B、C、D、E与F结合,是五管一。若从F出发,与A、B、C、D、E之一分别融合,可设计不同选题;若与其中B、C、D分别融合,可设计出更大的选题;若能与E融合,则只能设计出一个较大的选题。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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