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度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发展研究报告

       2020年度，我们共收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研究论文86篇。与前几年相比，这个数字有所降低。①其中，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13篇，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25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48篇。本年度学科研究状况可谓喜忧参半，既有一些问题意识明确、水平较高的研究成果，但也不乏照本宣科之作，研究中长期存在的缺乏整体性、规划性的问题，限制了学科升级发展，学科主导研究范式亦存在一些深层缺陷，亟待革新。

       “回到文本”“深入生活”“中国与中国化”以及“身体理论、言语行动与文艺理论的‘文化化’”是本年度研究中的几个重要议题。我们以这些议题为切入点，对学科整体研究状况进行梳理、研判，对研究范式中存在的一些制约学科发展的问题进行分析，以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

       一、回到文本

       在《2017年度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研究报告》中，我们指出，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论文数量少、占比低，不利于学科发展，因此我们呼吁：“回到马克思，包括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回到那些占据着思想制高点的命题、视野和分析架构，以重新获得理论自觉。”②令我们欣喜的是，本年度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成果虽然数量不多，但大都聚焦重要议题，水准普遍较高，见解有启发性。具体来说，大多数研究成果体现出了一种“回到文本”的理论自觉，即努力回到经典马克思主义文本本身，从原典自身的系统与语境出发，进行细致爬梳和深入探讨。

       2020年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恩格斯诞辰200周年，学界循惯例撰文纪念，由中国知网检索可知，篇名中包含“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的文章就有81篇。不过，这些文章大都集中在马克思主义(57篇)、经济理论及经济思想史(10篇)、自然科学理论与方法(9篇)、哲学(8篇)等学科。③文艺理论学科则颇为“冷清”，仅有董学文的《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的构建——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一篇。文章首先指出，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但两人的文论话语却各有特点，风格也有差异：“从宏观上说，马克思的文艺论述更具哲学和美学的色彩，而恩格斯的文艺论述则更加文论化和批评化一些；从话语形态上看，马克思的文艺论述较多采取的是在其他论述中——如政治经济学论述——加以发挥的方式，而恩格斯则多是采取专门或集中进行文艺阐释的方式；从文字数量上看，应该说马克思的文艺论述相对少一些，而恩格斯的文艺论述则比较多一些；从问题的角度看，马克思虽不乏批评性的意见，但正面阐述的意见更多，而恩格斯的辩驳性、批评性意见则明显成为主体”。作者细致爬梳了恩格斯的相关文本，对恩格斯在文艺方面的理论构建、批评实践做了考察。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相比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文学和艺术的论述更多，涉及的作家、作品更丰富，探讨的文艺问题、阐发的文艺思想更全面，为研究文艺发展、文艺的特性、创作的规律和作家作品的评价等诸方面问题，付出了更多的精力和心血，因而，“从具体作用上看，恩格斯在文艺问题上实际处于‘拉第一小提琴’的位置，而马克思在文艺问题上则担当‘拉第二小提琴’的角色”④。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

       对于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创始人，学界长久以来具有一个共识，即两人共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但贡献有大小之分——“马克思主义”的命名本身即体现了这种区分。而且，恩格斯本人也坦言马克思是“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他所做的则是“拉第二小提琴”。⑤由于这一原因，董学文的文章对长期以来的某种“共识”形成了挑战，或许还会引起一些学者的担心：这会不会影响马克思本人的声誉，乃至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构成消解。⑥对于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而言，马克思当然是“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但就某一领域而言，却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篇文章就是这样做的。值得指出的是，该文并非孤立地探讨恩格斯的文艺观，而是始终在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视野中着眼恩格斯如何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带着恩格斯“如何把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科学地运用到文艺理论和批评上来”的问题意识和理论自觉。该文尤其看重恩格斯在“术语和概念”以及“话语体系”方面所做的贡献：“恩格斯对先前的文艺理论话语是给予了改造、给予了提升、给予了新的思想意涵的。文本表明，恩格斯使用了诸如‘真实性’‘倾向’‘合理性’‘艺术形象’‘性格刻画’‘艺术价值’‘适应自己的时代’‘同人民血肉相联’‘真实地描写现实关系’‘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现代风格’‘现实主义领域’‘现实主义精神’‘富有诗意的历史观’‘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理想化’‘概念化’等等许多术语、概念，使得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趋于完整。”⑦这样的研究，不仅无损于马克思本人的权威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完整性，反而体现出尊重文本、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有利于学科建设。

       对马克思本人的文本结构特点、研究方式进行深度探讨，是本年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回到文本”的另一体现。孙文宪近年来发表多篇文章，力倡“脱离现代文学理论框架”，“回到马克思”。⑧他指出，以韦勒克为代表的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文艺问题的论述没有形成一套可称之为“文学理论”的知识系统，苏联学者里夫希茨为了纠正这种看法，收集、整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艺和美学问题的论述，编辑成《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以证明马克思、恩格斯有完整的文学理论架构。但在孙文宪看来，里夫希茨将马克思、恩格斯论述文艺问题的言论按照现代文学理论的知识系统划分到不同主题之下，这一做法看似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有完整的文论体系，其实质却是以“现代文学理论的知识遮蔽了马克思在文学问题上的独到见解，模糊了马克思主义批评不同于现代文学理论的异质性”。因为马克思的文论是一种不同于现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学说，它从“批判资本现代性”这一“问题域”出发，“所关注的并不是现代文学理论所说的那种脱离了历史语境的、具有普适意义的、纯审美的文学艺术”，而是“在与资本相关的现代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体制中展开的文学活动及其产品”。⑨在本年度发表的《马克思文论话语的互文结构》中，孙文宪进一步对马克思的文本特点作了阐释，认为在马克思的理论研究的问题域与其文论话语之间、各种著述文本与其文论话语之间、正式发表的著述和他所留下的大量手稿与笔记之间都存在互文关系。这种互文关系是解读马克思文论的重要前提，对马克思文论应采取“互文性阅读”，即脱离现代文学理论的框架和“专业”的限制，在马克思的文论及其哲学、政治经济学论述的“关系”中，解读其文艺论述的精要所在。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