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21)01-00104-07 最近20年，在英美文学理论界与批评界，“后理论”(post theory)是一个十分流行的术语。但是它不是指一种独立的文学理论或者派别，而毋宁指的是一种文学理论新的存在形态，或者说文学理论发展的一种新的趋向。顾名思义，“后理论”是针对先前的“理论”而言的，后理论的风靡标志着“理论”的过去。正如简·艾利奥特和德里克·阿特里奇在为其所编的文集《理论之后的理论》撰写的“导论”中所说：“无论人们对这个消息表示庆祝还是表示伤感，就‘理论’可能或者曾经表达的含义而言，理论一统天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对此人们看来没有什么异议。”①另一学者乔纳森·哈特也说：“在20世纪60年代及其后，以及近年来，对理论的追求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以显性或制度性的形式减弱了。也许人们正在休息或者回到更为实用的文学和文化研究方式。”②上述两段话包含了两层意思：理论的高峰大约是在20世纪上半叶至60年代，目前理论已经进入后理论阶段；后理论分化为多元研究范式，走向更为实用的文学与文化研究。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晚年的伊瑟尔就为理论的价值与必要性进行了辩护：“我们目前谈论的理论的衰落指的是我们对理论的误读，而不是理论本身过时，因为即使是对现在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而言，如果它想要传递一开始就被概念化了的文化现象，就无法离开理论，这一点毋庸置疑。”③但是，后理论究竟是什么样的文学理论，它与先前的文学理论又是什么关系，学界对此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场争论虽然由美国学者所发起，但实际上已经从英美学界蔓延到了欧洲大陆。德国的伊瑟尔、法国的孔巴尼翁等人也写了相关著作，在回答文学理论的知识建构问题的同时，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看法。我们准备对此做简要的考察，并对相关讨论中所提出来的问题进行评估。 一、从“反对理论”“抵制理论”到“后理论” 后理论的说法从开始到流行经历了一个过程。大体说来，“后理论”是从对先前“理论”的反思开始的。换句话说，正因为“理论”出现了危机，“后理论”才应运而生。但是“后理论”究竟针对的是先前的什么“理论”，这些理论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危机，却有不同的看法。有一些人认为是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语言学影响下产生的形式主义与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发生了危机。人们一般把“后理论”这个说法的开端追溯到美国学者纳普与麦克尔斯1982年发表的《反对理论》一文。在此文中，两位作者给“理论”下了一个定义：“我们所谓‘理论’指的是文学批评中的一种特别的计划：试图通过诉诸一般的解释来管控对具体文本的解释。”④而这种一般的解释忽视了作者意图与文本意义的关系。他们针锋相对地提出“理论应该停止”的口号，因为作品意义就是作者赋予它的意思，而对意义的解释与各种理论及其争论无关。表面看来，纳普与麦克尔斯针对的是新批评的文本中心主义——新批评把传统的将作者意图视为文本意义来源的主张称为“意图谬误”，好像回到了古老的意图决定论，但他们实际上提出了理论对具体作品乃至作家创作解释的有效性问题。无独有偶，四年后保罗·德曼的遗著《抵制理论》出版，书中也喊出了“抵制理论”的口号。但是德曼这个说法很容易招致误解：他所说的“抵制理论”不单纯是字面上的含义——对理论的抵制。德曼道明了两个事实：20世纪涌现的各种文学理论为争夺主导地位互相指责对方，每一种新理论的产生都是对先前理论的否定与抵制，并且每一种理论为维护自身的逻辑也会走向自我封闭。德曼说：“只有当文学文本的研究方法不再筑基于非语言学的、即历史的与美学的考虑，或更准确地说，当讨论的对象不再是意义或价值，而是意义与价值的生产与接受方式时……只有在这个时候，文学理论才产生。”⑤他不仅是指20世纪不少文学批评理论是受结构语言学影响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及其遗产，而且指当一种理论成为一种自觉的方法论与目的之后，会形成过于追求科学化的批评模式，比如新批评的“细读”批评假定了符号与文本意义的一致性从而专注于作品的语义关系，结构主义关注叙事作品的“语法”而把抽象的语言模式推演到具体的文学作品分析，等等。上述做法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文学语言的修辞，把复杂的文学现象做了简单化处理。这种批评理论与文学性之间的距离也造成了理论自身的“自我抵制”。德曼推崇的“理论”张扬对作品的修辞性阅读，发掘文本的自我颠覆潜能。因此可以说，德曼所谓的“抵制理论”也是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理论危机的一种诊断，自然也是对形形色色削足适履的理论的抵制。 与此相反，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理论”的危机恰恰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80年代以来蔓延的各种文化理论、文化批评介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造成的危机。这里面又有两种情况：持审美主义立场的布鲁姆质疑文化批评导致文学研究的泛政治化：“我们不再有大学，只有政治正确的庙堂。文学批评如今已被‘文化批评’所取代；这是一种由伪马克思主义、伪女性主义以及各种法国/海德格尔式的时髦东西所组成的奇观。西方经典已被各种诸如此类的十字军运动所代替，如后殖民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族裔研究，以及各种关于性倾向的奇谈怪论。”⑥而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伊格尔顿并不否认文化理论本身的创造性，肯定文化理论拓宽了文学研究的领域，提供了更多的理解与解释文学的维度，“使我们省悟：解释艺术作品只有一种正确方法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使我们相信，除作者之外还有许多因素参与艺术品的创作”。⑦但是他也宣布理论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文化理论的黄金时期早已消失。雅克·拉康、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巴特、福柯的开创性著作远离我们有了几十年。R.威廉斯、L.依利格瑞、皮埃尔·布迪厄、朱丽娅·克莉斯蒂娃、雅克·德里达、H.西克苏、F.杰姆逊、E.赛义德早期的开创性著作也成明日黄花。从那时起可与那些开山鼻祖的雄心大志和新颖独创相颉颃的著作寥寥无几。”⑧伊格尔顿承认，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符号和景观逐渐充斥着社会生活，文化也逐渐意味着电影、形象、时尚、生活方式、促销、广告和通讯传媒，文化理论对上述文化现象有一定的阐释力。但是他认为如今的文化理论缺少原创性，愈演愈烈的文化批评沉湎于大众文化与性、欲望等时髦的问题，失去了批评生活的能力，进而倡导一种沟通真实与价值的真理观以及统一观念与身体、自我与他人的道德观，呼吁更具有文化辨别力与参与力的理论。可见，尽管纳普、麦克尔斯、德曼批评的是从前，布鲁姆、伊格尔顿谈论的是当下，但是经过对这段历史粗略的梳理可以推断出，无论赞同还是反对，理论的危机是形式主义理论或文化理论遭遇的危机。后理论应该是理论之后的文学理论：一种兼容了文化理论的批评理论。 正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背景下，“后理论”的说法正式登台亮相。20世纪90年代后期，马丁·麦克奎兰(Martin Mcquillan)等人在其编选的文集《后理论：批评的新方向》(Post Theory：New Directions in Criticism，1999年)中直截了当地打出了“后理论”的旗号，视之为批评的新方向，同时也不忘在一定程度上为理论正名：“理论在我们这个世纪的命运是独一无二的。一方面，我们确实看到使得‘理论’成为一个独特对象的经典边界逐渐模糊：在一个普遍质疑元语言功能的时代，具体的分析摆脱了区分理论框架/案例研究的僵硬束缚。但是，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后理论时代，也不能用从理论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蓬勃发展的经验主义来反对理论。”⑨此书涵盖了三个部分：似曾相识、在之间、后理论的状况，暗示虽然后理论时代来临了，但是它仍然是一种理论。四位编者在他们为该书合写的绪论“理论的愉悦”中宣称，“这里并不是第一次宣布理论已经死亡……也不是第一次宣布理论死亡的死亡。但是，我们相信我们是第一个呼吁停止宣布理论死亡的人。”⑩也就是说，后理论时代的到来与其说是宣告文学理论的死亡，不如说它意味着一种摆脱了元语言功能的新的文学理论形态的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