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学界中国抗日战争研究现状

作 者:

作者简介:
冯国林,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中国近现代史。

原文出处:
当代韩国

内容提要:

韩国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韩国学界既有东洋史学科下的相关研究,又有韩国史学科下的相关研究,两者的研究视角有明显差异。前者侧重研究抗战中的中国因素,后者强调韩国视角。近年来,对战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研究,都有明显推进。不过,现有研究也存在一些弱项,如研究人员较少、研究存在不平衡性等。此外,韩国学界对中日关系史的研究较为薄弱。因此,韩国学界的中国抗日战争相关研究仍然任重而道远。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21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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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韩国学界中国抗日战争①研究的进展,就笔者所见,目前国内尚未有专题论文。笔者不揣浅陋,试对韩国的相关研究做一回顾,以期给国内学界提供借鉴,内容侧重中国的抗日战争,而非韩国的抗日斗争。

       韩国学界对中国抗日战争的研究,主要分为东洋史及韩国史两大脉络。东洋史学科以中国为主要研究对象,韩国史则以本国史为重心,注重韩民族的主体地位,两者对中国抗日战争的研究各有特色。韩国学界对中国抗日战争的系统性整理与研究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1968年徐仲锡对中日关系的研究当是韩国学界较早对中国抗日战争的研究②。同年,朴永锡对万宝山事件背景的研究,揭示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本质③。1969年,韩国学者开始译介中国台湾学界相关研究作品,例如董显光的《抗日战争与蒋介石》等④。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研究仍然为数甚少,主要侧重翻译及介绍欧美日学界的研究成果⑤。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史研究重点关注20世纪20年代,新一代研究者在前辈学人基础上,开始将研究时段不断下延至三四十年代,研究领域也从政治史、思想史扩展到经济史、社会史⑥。首尔大学学者的共同研究成果《讲座中国史》应该是这一阶段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其中第七卷有一章涉及中国抗日战争。大多数学者支持中国抗日战争的时间应为1931到1945年⑦。90年代初,韩国学者开始将邵云瑞等人的《华北事变》翻译成韩文介绍到韩国⑧。中韩建交后,韩国学者接触中国的文献资料更为便利,这一外部环境的变化大大促进了对中国史的研究。此后,对中国抗日战争的研究也开始逐渐增多。

       近年来,韩国学界开始出现从东亚视角来审查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的倾向。首先要列举一本论文集,由朴尚洙等人合编,对中国抗日战争相关论文的主题整理如下:东亚近代的“亚洲主义”、民族国家的改造和亚洲、召唤“东亚”的三个路径、日帝的大陆侵略和“北鲜路线”及“北鲜三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日本的占领地对外贸易和贸易网络的变化、战时殖民地朝鲜“财界”和殖民地经济支配体系、总力战时期殖民地朝鲜的社会科学批判、日帝末战时体制下“国民生活”的实际状况、南次郎朝鲜总督时代的中央朝鲜协会⑨。

       研究中国抗日战争的相关学术会议也时有举办。2016年9月2日,韩国独立运动纪念馆与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共同主办的国际学术会议发表了中韩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体现了中韩学界交流的活跃。在会议上,韩国学者发表的文章讨论了中国对“九一八”事变的认识与应对、“韩国独立军”的武装斗争等问题⑩。

       一、占领地统治与傀儡政权问题

       关于日伪的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韩国学界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文明基考察了中国抗日战争初期汪精卫派的“和平运动”及其性质,并对汪精卫派的亚洲主义进行了分析(11)。对于汪精卫政权的“对日合作”问题,韩国学界存在争议(12)。裴京汉对抗日战争前汪精卫的思想与活动进行了全面考察,主张从汪的整体政治思想与政治活动的脉络中理解汪精卫的“亲日”活动(13)。裴京汉认为汪精卫的“对日合作”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对此,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裴京汉的观点只是一种推论,无政府主义对汪的“对日合作”的影响缺少实证研究,缺乏说服力(14)。

       裴京汉分析了汪精卫“对日合作”的背景,指出汪精卫之所以倾向于议和乃是其政治生涯中各种经历复合作用的结果,包括国民革命阶段开始便持续的蒋汪关系的结构与由国民党左派领袖开始的反共转变经历,“反帝外交”失败的经历与因此而导致的对反帝实践——抗日的挫折感和无力感,以及自辛亥革命时期起便已表现出的无政府主义倾向,等等(15)。

       朴尚洙分析了以汪精卫为首的“对日合作者”集团的形成过程。他认为,将与占领者一起共事的“合作者”称为“汉奸”,会产生先验性偏见,给后续研究造成障碍。朴尚洙指出,该集团由改组同志会、低调俱乐部、艺文研究会等反蒋、主张对日妥协及反共的人士组成(16)。

       黄东渊就审视汪精卫“对日合作”问题提出了褒贬、实证、目的论三个问题(17)。此外,黄东渊还指出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对日合作”研究的可能性及局限(18)。文明基考察了汪精卫政权的亚洲主义(19)。裴京汉讨论了汪精卫政权的东亚联盟运动,指出,汪精卫及其追随者极为强调日本东亚联盟论中的“政治独立”,虽然其谋求政治独立的努力最终失败,但应该注意其确保政治合法性的尝试(20)。金承郁考察了汪精卫的“和平论”及其东亚论,认为汪精卫“和平论”中的东亚论是最为核心的部分,并考察了其“和平”逻辑的构成和局限(21)。

       朴尚洙研究了日本殖民地、占领地的“合作”,论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对日合作”的视角并进行了展望(22)。金正贤等研究了抗日战争时期周佛海的“对日合作”问题(23)。朴尚洙阐述了“对日合作者”“汪精卫集团”的形成过程(24)。裴京汉就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和平运动”及汪精卫“亲日选择”的背景进行了研究(25)。现有研究还关注了殖民地、占领地的“合作者”群体的行动逻辑(26)。李银子从地方角度考察了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占领区的地方“合作者”,关注了地方人士的战时生存策略(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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