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爆发后，战争很快波及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上海一带。为持久抗战，政府机关、厂矿企业的大批人员、物资开始向内地迁移。近年来，有关抗战内迁的研究，尤其是内迁进程、对抗战的贡献、对后方社会经济的影响，以及微观案例、重要人物等的研究成果丰硕，①但对交通部门在策划组织内迁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关注不够。有鉴于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长江航业联合办事处策划、组织、运行的分析，考察交通部门在这次大迁徙中发挥的作用及存在的问题，为抗战内迁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一、全面抗战爆发与长江航业联合办事处的建立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的交通运输顿时紧张起来，军事运输主要由铁路承担，而大量人员、企业和政府机关的迁移还没有着落，特别是淞沪会战爆发后，“京沪铁路，以全力担任部队军品之运输”②，一般的客货运输全部停顿。而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南京和经济中心上海面临着政府机关、文教机构和大量厂矿的迁移，仅上海“亟须内迁之工厂，达500余家”，③这些繁重的运输任务最终落到了航运业肩上。 然而，当时中国的航运业状况不容乐观。从1872年清政府开始创办轮船招商局到全面抗战初期，虽然有六七十年历史，但是由于外国轮船凭借不平等条约的特权，在中国沿海和内河肆无忌惮地航行，与中国航运业竞争，导致中国航运业发展缓慢，航运公司数量少，规模小，船只吨位小，船龄老化等现象严重。截至全面抗战爆发前，经各航政机构登记注册的船只总吨位仅60万吨。④在船只有限的情况下，轮船集中运输部队和军事器材装备，1937年7月至1938年1月，交通部航政局协助船舶运输司令部“约计输送部队120余万人，军品器材约计3200余吨，炮210门，枪15610箱，弹18400吨，汽油83500箱，伤兵83000余人”。⑤ 与此同时，为防御日军舰队沿长江入侵，1937年8月，国民政府军政部与海军司令部商议将“不宜行驶内河之海船和船龄较大之旧船”自沉，⑥以阻塞长江航道防御日本海军溯江而上。全面抗战初期，总共有87艘，合计11万余吨商轮、趸船被征用作为防御工事，其中“江阴沉船24艘，43948吨，马当沉船18艘，24994吨”。⑦后又有数艘江海轮在乌龙山自沉封锁长江，剩下可以应差的轮船屈指可数。大量征集用于军事运输或沉塞港口阻敌，使船舶的一般货物运输在全面抗战初期非常紧张。 早在1934年3月，面对因资本薄弱，又自相排挤而不断衰落的中国航运业，交通部开始召集各轮船公司商议促进航业发展问题。各航运公司均认为加强航业合作，可避免恶性竞争，节省开支。4月，在交通部斡旋下，上海市航业同业公会开始和轮船招商局商议成立中国航业合作设计委员会事宜。11月，经多方努力，“设立中国航业合作社，主持航业公各事”。⑧后经交通部核准，1935年1月25日组设中国航业合作社筹备处。6月，中国航业合作社正式组建，“由民营航业、国营航业各代表共推虞和德、刘鸿生等11人为理事”，⑨共同管理航运相关事宜。 中国航业合作社成立后，开始计划筹设“长江轮船联合营业处、沿海轮船联、由港轮船营业处”。⑩但是，由于国营、民营各轮船公司不能切实合作，“如每一公司因地方历史航线关系及营业手腕不同，不允将所有之特殊利益为公众所共有，同时深恐合作社为少数人所操纵，实现之后，各公司原有人员势必淘汰”。(11)因此，各航业公司存观望心态，并有意拖延，以致合作无法实现。无奈，中国航业合作社常务理事虞洽卿愤而辞职，合作社工作完全停顿。这虽然是一次失败的航业合作，却为战时的紧急运输提供了经验。 鉴于上述情况，全面抗战爆发后，交通部航政局督促各航运公司吸取航业合作社经验设立内河航业联合办事处，组织联运，“所有轮船，悉由联合办事处调度，供应军民运输”。(12)按照要求，长江、上海、九江、汉口等办事处纷纷设立，其中最重要的是长江航业联合办事处(以下简称航联处)。1937年8月，出于战时运输需求，交通部要求招商局、三北、民生三家航商在南京成立长江航业联合办事处，负责办理所有军民运输事项，“京中公用物品，抗战部队，军需用品，兵工厂的器材都交给这个联合办事处装运”。(13)交通部任命招商局副总经理沈仲毅为航联处主任。 1937年9月4日，交通部制定航联处简章，在交通部的指导和监督下，航联处主要负责分配船舶，划定航线航班，“军运船舶之供应，公物及燃料之承运”，(14)以及相关的技术合作等。为了便于管理，“航联处设委员7人至9人”，(15)除主任委员由交通部指派外，其他委员均由轮船招商局和民营公司举荐。航联处的经费由各参与航业公司平均负担，职员由航政机关及各航业公司调用，会计营业仍由各航业机关自行负担。航联处可以在沿江重要港埠设立分处，没有参加航联处的航业公司可以委托已经参加的航运公司代理业务。 二、沪镇联运与京沪物资内迁 航联处成立后，轮船招商局随即调整相关机构。1937年9月，招商局在南京成立长江业务管理处，专门指挥沿江分局及江海各轮后撤和战时长江运输，并为航联处的联运工作做准备，由副总经理沈仲毅全权负责。当时撤入长江从事联运的轮船有21艘，其中缴获日本的“‘岳阳丸’‘大夏丸’分别改名‘江汉’‘江襄’也编入招商局船队一起后撤”(16)。江阴沉船之后，长江航行日渐艰难，而上海还有大批物资没有运出。在此情况下，镇江的地位就凸显出来，招商局“派‘恒吉’轮，从上海日晖港经内河，驶入镇江，转到南京”，(17)探索绕开江阴的航线。这次试航成功之后，航联处开始准备办理沪镇联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