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21)01-0119-10 全面抗战之初，国民党丧失对敌后区域的统治权，日军短时间又难以深入乡村，基层社会因此出现权力真空。敌伪、国民党、中共都曾试图重建秩序，最终脱颖而出的却是军事力量、社会根基最为薄弱的中共政权。究其原因，武装斗争固然是不可或缺的，但根基却在民众。那么，中共军队，也就是中共敌后游击队是如何在根据地扎根的？宏观地讲，是因为中共代表人民的利益。但这个回答显然有些太笼统，尚有深挖之余地。第一，从资源配置上看，军队靠人民养活，二者天然存在紧张关系，如何保持利益一致？第二，客观地讲，中共的武装力量并不足以保证根据地群众稳定地获得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如何赢得群众政治拥护？ 现阶段的研究有以下几种解释：第一，利益导向。中共通过重新分配社会利益，赢得多数群众拥护[1]。第二，军事体制优势。中共通过民兵、自卫队、正规军这三级体制，可以有效控制基层社会[2]。第三，文化教育。中共通过各项文化活动，使得群众在新型人际关系中获得参与感、分享感、权力感、平等感，从而赢得认同[3]。这几种解释都有一定道理，但它们忽视了源头问题，即中共如何进入基层社会。从某一横切面看，中共扎根基层社会，是综合手段的运用；但从纵向时间轴看，它也有一个起承转合的过程。本文试图从源头讲起，厘清这个起承转合。这并不是否定某一种手段，只是更专注于时间性，更专注于革命手段的变化。 一、纪律是第一张名片 民众与中共游击队并不天然亲近。敌后战场，武装派别纷繁林立，民众遭受各方面盘剥，对军队极为畏惧。新四军初入江南，粟裕就观察到：敌后军队混杂，有些所谓的“游击队”，如朱永祥、陈德功、韩吉祥之类，大部分是流氓、地痞、土匪、散兵游勇等，纪律很坏，每每花天酒地。“他们的本领，莫过于蹂躏人民，不仅是敲诈、抢劫、奸淫，而且是大肆烧杀。”民众恨之入骨，称为“游吃队”“小日本”。中共游击队初来乍到，与“游吃队”混杂在一起，群众很难区分。粟裕说，起初，“群众不惟看见我们就跑，而且实行坚壁清野，有些强悍的地方，则不准我们住房子、买粮食，甚至向我们开起枪来”[4]。群众惧怕军队，主要是吃亏太多。国民党散兵游勇“抗日不足，扰民有余”，导致中共连带着受误会。据浙东金萧支队队长蔡群帆回忆，1941年6月，他率部从浦东渡海到姚北相公殿，一进村，除了老人和小孩什么人都找不到，家家户户门窗紧闭，小孩嚎啕大哭。经打听才知道，散兵游勇多次洗劫此地，听说有部队过来，青年人立即外出躲避[5]。八路军在北方也面临同样的状况。1938年3月9日陈赓记载，“我们到达宿营地上豁村，群众不察，纷起逃跑。经过我们宣传，知道我们是八路军时，又均返回居地，一时絮乱才告平静”[6]。敌后民众受战乱所害，早已是惊弓之鸟。如何赢得信任，独树一帜，是中共游击队面临的首要问题。 应该说，纪律是第一张名片。中共对此有清醒认知，1939年陈毅明确说：“纪律就是最初的见面礼。这个见面礼弄不好，以后的话就十分难说。”[7]八路军115师政治部主任萧华也说：“没有模范纪律的影响和保证，一切群众工作就无法进行。因此，必须首先在纪律上要群众辨明我军和其他一切军队不同的政治面目。”[8] 中共自红军时代起就特别注重群众工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自不必说。全面抗战爆发后，纪律问题更是被着重强调。例如，八路军方面要求驻军每周检查纪律一次，至少一个月应大清查一次。“损坏遗失者，不论贵贱大小，一律按价赔偿。私用损坏私人赔，公用损坏或无人负责者，均由公家赔”。“借物一律要给借物证”，针线、碗筷、菜盘等日常用品，“一律应自买备”[9]。新四军方面也有类似规定。当然，抽象地谈中共军纪好坏，意义不大。因为对于遵规守纪、严禁扰民，国民党军队、日伪军队也有相关文件指令，关键在于执行，相较于国民党军、日伪军，中共军队维护军纪的手段特别有力。 以下试举几个例证，从微观层面，看看中共军纪的执行情况。1937年10月，陈赓率领386旅奔赴前线，部队出发时，骑兵践踏农民麦田。陈赓记载：“沿途麦田践踏不堪，察其足迹多系骑兵，今晚对各团、营严格纠正此事。”[10]1938年2月28日，陈赓发现771团行军纪律甚差，“特别是军容不整”，立即给团长徐深吉、政委吴福善写信，“具体指出其缺点，并告以怎样纠正的办法”。第二日，陈赓观察：“771团经过我们批评后，今日大事整顿，部队有焕然一新的气象。”此后几日，陈赓仍特别注意军纪问题。3月4日记载：“部队经过整理后，军风纪、群众纪律有了大的进步。”[11]又比如金萧支队，这是一支活跃在浙东的中共抗日武装。据政委杨思一记载，1944年3月，支队被顽军追击，行军非常紧张，即便如此，3月2日，部队出发前，为严肃军纪，仍抽空召开一个公审大会。起因是，一个小战士拿手榴弹向牛贩子拦劫，结果被牛贩子捉住送回游击队。杨思一记载：“经过公审之后，根据大家的意见枪毙了。”[12]可见，中共士兵并非不犯错，对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不是总能丝毫不差地遵守。只是说，中共军事将领有着严格的自律意识，而且能够通过强有力的组织系统迅速纠错，把问题扼杀在萌芽状态。 李钟玄是八路军的一位连长，他在日记中提到的一件小事，最能反映中共军队“有错就改”的特性。1943年11月21日，李钟玄记载，“在此次行动中，小炮班长破坏纪律，拿老乡一条围巾，经发觉后，追出来还了人家，在连里进行了教育”[13]。1939年美国记者贝尔登考察新四军时，也特别注意到中共军队“有错就改”的品质。他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每个士兵都要遵守的，“然而一法既立，就总有违法的人”。“不过新四军的士兵，都已受过多年的训练，他们在军官教导之下，已晓得什么是正当的行为”。而这对中国军队来讲，“不是一桩轻而易举的事情”[14]。诚如贝尔登所言，在中共军队中，价值标准、纪律准则都是很明确的。有了这些东西，虽有个别士兵一时犯错，但军队整体风气不会严重恶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