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江南互动中理解“建党时刻” 【作者简介】瞿骏(1978- )，历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江海学刊》（南京）,2021.2.177～181 1921年7月的中共建党已有无数研究和诠释，但“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在百年视域中如何更加深入理解这一伟大时刻无疑有相当多的内容可以继续谈。以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所及，学界四十多年来对此的研究和诠释较多看重“外来资源”与“外部影响”，如谈到上海与建党之关系必剖析租界因素；论及建党过程则必要联系共产国际和苏联。这些分析当然都大致不错，也很有必要，但从百年后回望，有一些问题似较难从前述的分析路径中得到更完整的答案。比如上海之于中共建党究竟提供了哪些现实基础与思想促动？俄国十月革命带来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在中国遭遇了怎样的具体历史条件？按照共产国际之设想塑形的中共何以能够在与原典描述非常不同的社会状态下快速壮大？这些问题都应有一些新的讨论方向，而一个可能性就是不孤立地去理解上海，同时也不单独地去理解嘉兴南湖，在海上石库门与南湖画艇间实有千万条连线，这条条连线即是上海—江南的互动。 在上海—江南的互动中理解建党，首先要关注上海不仅仅有租界的“霓虹灯内”，还有上海城市的“霓虹灯外”，及其与江南各个城市、县城、市镇、乡镇、乡村里的“霓虹灯外”。这“霓虹灯外”的世界不仅比“霓虹灯内”的世界广大得多，同时也能让我们理解中共一大绝不止租界洋场中正式开会的那几天，而是有更丰富的与上海、江南乃至全国相联系的内容。 第一，在一大之前，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来自“大江南”地域的读书人不少，其中尤以浙江籍为多，如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邵力子、茅盾、沈泽民等。这批读书人或直接成长于江南之市镇、乡村，或跨越了浙西山区与浙东平原之区隔，进而在浙江杭州一市这个具体场域汇聚。他们曾有的生活环境是随处可见的碧水、一湾古城，四面桑田和连山翠色；进而感受的是省城里改革的学校、活泼的课堂和满怀理想之年轻人的群聚。来上海后，“洋场文明”一方面为他们的活动提供了不少便利和掩护，但另一方面也是对他们时时刻刻的考验与激刺。这种考验与激刺，一方面体现在“洋场”中充斥着既不受中国法度管辖，亦不受外国法理控制的“冒险家”，贫富的悬殊落差随处可见，又遍地往来电车、汽车等“紧张物”，由此革命者的精神时常经受考验，“成加速度的律动”，而且“精神越是紧张，疲劳的程度越是加大，渐渐地疲劳到极点，连律动的能力也就薄弱下去”。①另一方面在“洋场”内他们的精神再紧张，体力再疲劳也未必能够生存下去，很多时候共产主义小组的革命者们要离开洋场，进入工厂，以获得立足都市的资源。如俞秀松就曾在虹口厚生铁厂工作。虹口工厂区离法租界的俞氏落脚处——《星期评论》社距离颇远。俞氏缺钱，来回都走路，即使很快的速度，也要“走一点钟才到”②。由此，这些革命者在上海的心境既会不时兴奋，又会不时失落；兴奋时感到此处是宣传和行动的好所在，失落时则感到“上海的一切，时时象(要)驱逐我出境的样子”③。 正因早期中共建党成员的经历和心境如此跌宕丰富，所以当张东荪在谈“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时候④，邵力子即问：“难道住在通商口岸的时候，(张东荪们的)眼光只注射到高大的洋房、宏敞的商店；而对于民穷财尽的景象，一定要旅行内地以后方才明白么？”⑤这话除了质疑张东荪等只能见到都市的“霓虹灯内”，也说明邵力子等人的心界多是一个“霓虹灯内”与“霓虹灯外”的结合体，他们在上海都市中从事建党活动，但其着眼却一定不会囿于上海都市。 第二，具体到一大的12位代表，他们的开会虽然在“洋场”之中，但他们的到会之旅和离会之途却都是在经历、观察和思考江南及至整个的但又有巨大地域差异的“中国”。从北京出发的代表要先乘火车到天津，到天津后可以选择坐海轮直接去上海，也可以选择搭津浦路车南下，先到南京，再通过沪宁线到上海。这一路他们看到的是1895年后沿海中国的“畸形现代化”。“现代”由火车、铁路、海轮、口岸城市等构成，“畸形”则由军阀的火并、路匪的枪声、原先繁华城市的衰落、沿途憧憧的贫病死亡的暗影来浮现。从湖南出发的代表则大概更能看到内陆中国与沿海中国的差异——火并更剧，枪声更密，衰落更彻底，憧憧暗影变为处处可见。而且这种差异不仅反映在他们沿途的见闻中，同时也反映在来自“洋世界”的代表心中感觉来自内地的代表“土气”上。当会议从上海进入江南，前述“差异”的中国又部分变化为“交织”的中国。一大代表们从上海去嘉兴，坐的是沪杭线早班车，能当天来回也同样依靠沪杭线的晚车。在两趟“现代化”的沪杭线之间，他们除了紧张开会，还看到了江南胜景——“万顷碧波，湖畔一片芦苇中掩映着楼台亭阁”⑥，较之西湖别有风味。当然他们一定还会看到和感受到很多在江南胜景之外这一地域现代与传统“交织”的状况。这些状况虽然缺乏记录，但烙印在他们今后的革命实践里。⑦ 第三，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的努力和一大代表的奋斗让中共有了上层的形制，但离开上海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多考虑全局性的规划，只有一小部分人真正从事于各地方的扎根与建党。因此要讨论革命的星星之火何以在短时间内能在地方社会燃烧，就要关注更多的江南革命青年，他们的经历典型地反映了建党前后上海—江南的互动。这些人大多出生于19世纪90年代，是上上个世纪的“90后”。碍于昂贵旅费和学校布局，他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四处考试，而是在加倍努力后进入上海的学校求学。在上海，他们与五四运动遭遇，是运动中的“活动分子”，在活动中学习团结同学，学习街头演讲，学习油印技术，学习当一个与平民在一起的教书匠，也正是在这些学习中他们靠拢了组织。不过三四年后由于在上海居大不易，他们毕业后不太可能留在都市，遑论出国深造，于是带着一身实践中练就的本领回到家乡，干起了革命。这些江南革命青年的故事提示在建党时刻，中共看似人数稀少，组织弱小，但因为有五四大风的笼罩效应和理想召唤的拓展效应，中共同时也后备充足，“潜力无穷”。这充足的后备与无穷的潜力很大一部分即产生于上海与江南的互动之中。这就涉及下一个问题——江南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和江南革命青年怎样接触和认知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