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拥有国家资本、技术积累、政策倾斜等综合竞争力的中央企业作为我国“走出去”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主体而备受关注。近年来，中央企业在境外投资进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进入《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的央企数量从2012年的43家增长至2019年的48家，逐渐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据国务院国资委统计，截至2018年底央企境外单位已经达到11028家，遍布全球185个国家和地区，境外资产规模7.6万亿元，全年营收、利润分别达到5.4万亿元、1318.9亿元。然而，央企的境外投资进程并非一帆风顺，通常面临着来自东道国宏观环境与企业自身微观因素的多方面挑战。一方面，央企境外经营不善导致巨额亏损，违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核心目标。例如中国铁建沙特轻轨项目亏损达41.48亿元、中信泰富澳洲铁矿石项目损失近120亿元、中铝注资英国力拓项目损失近750亿元等一系列央企境外投资失败事件使国有资产承受重大损失。另一方面，央企境外资产结构复杂、东道国环境风险等引发高度不确定性，对维护境外资产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15年中央纪委监察部多次提出央企境外资产监管不力的问题，时任国家审计署副审计长董大胜表示，“审计署对中央部委所属的94家企业以及很大部分央企的境外资产，基本上从未进行过审计”。此后审计署于2016年披露抽查的93项央企境外业务中，有62项都存在关键业务环节管控薄弱问题，其中的10起重大违纪违法问题线索，造成国有权益损失风险142.7亿元。 尽管境外投资能够发挥拓展企业市场、优化产业布局、促进国际交流等优势，然而也出现了一系列损害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新问题，诸如项目子公司治理结构不科学、企业财报真实性难以保证、投融资非理性行为、管理环节冗长等问题都表现得格外突出。对中央企业运用国有资本从事生产经营情况进行审计监督，是宪法和审计法赋予审计机关的职责。《关于深化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审计监督的若干意见》（2017）要求“做到国有企业、国有资本走到哪里，审计就跟进到哪里，不留死角”，突出了境外投资业务作为国家审计重点的重要地位。审计工作一直都是保障国家治理体系安全顺畅运转的重要基石，可以起到切实维护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免疫作用。然而，随着央企“走出去”的逐步深入，境外国有资产的监督需求对于传统的国家审计带来了许多新的风险。基于此，本文以审计署发布的历年央企审计公告为基础，系统分析央企境外投资业务审计所面临的风险与困境，并探讨审计监督保障境外国有资产安全的优化路径。 二、文献综述 （一）关于境外投资业务风险与审计的研究 企业境外投资的客观绩效不仅取决于传统的财务风险，往往还会涉及诸多的非经济类风险。一方面，境外项目子公司“内部人控制”、境外企业财务报表反映失实、境外投融资行为失控以及境外管理链条过长等一系列问题给央企境外投资业务审计带来了挑战。另一方面，由于制度文化存在较大差异，我国企业“走出去”的进程中遭遇了大量非经济风险，诸如政治更迭、社区抵抗和社会信任等影响境外投资的因素。为了应对国有资产流失并控制境外投资业务风险，以往研究的监督对策包括：不断构建完整有效的监管法律框架；提高政府机构统筹管理水平；针对境外企业治理结构的特殊问题，实施差异化和针对性的内控机制、激励规则和财务稽查方法；建立境内母子公司境外投资风险防范联动体系等；会计信息系统与市场监管、税务、银行、海关等部门对接。上述文献为解决境外资产流失、保障国资保值增值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但是关于境外投资业务审计监督的实践探索较少。任芳等认为审计项目经验不足、审计预算经费有限、审计人员配置缺位等困境，是限制境外投资业务审计效果的主要制约因素。事实上，周微等发现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暗含着腐败行为，国家审计能够提高非效率投资企业腐败行为被曝光的概率，配合中央反腐行动能够发挥较强的监督作用。总体而言，审计监督在缓解央企境外投资业务风险中的作用值得深入研究。 （二）关于境外投资业务审计主体的研究 根据审计行为主体的不同，其监督机制与质量也存在差异，已有文献对三大审计主体对境外投资的监督效果展开了富有启发的研究。在国家审计方面，目前的关注焦点在于国家审计对企业价值与公司治理整体效应的影响。王兵等基于Richardson模型实证检验了国家审计之于央企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但是进一步研究发现国家审计的再次监督并没有强化这种抑制效应。孙文远等认为国家审计存在审计资源供给短缺、供需不匹配的困境，通过合理利用注册会计师的工作成果有助于提高审计质量。在其他审计主体与企业投资业务的研究中，Steinbart et al.研究发现，具有增值型内部审计的企业在防范与处置潜在境外投资风险上表现出更好的适应性和竞争力，这是因为内部审计提升了企业内控水平。Boubaker et al.认为，注册会计师审计作为外部治理机制之一，对企业非理性投资及投资效率存在积极的正向影响。那么，基于现有研究成果，企业内部审计和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能够提升企业投资质量已经在学术界形成了普遍共识。然而国家审计如何在境外投资业务中整合其他主体资源、形成监督合力的机制需要深入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