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1)02-0176-08 蒋百里为近代中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被誉为“兵学泰斗”“军事学之父”。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以其卓越的军事理论闻名于世。他的《军事常识》《国防论》构建了中国近代军事学和国防理论，为国民政府的国防建设和抗战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理论依据。他是一位军事外交家，对外交时局有着深邃的洞察力，曾以特使的身份出访欧洲，游说德意，著有《欧洲与英国外交》《从国际上观察各国外交之风格》等。学术界对蒋百里的生平经历、军事理论、战略思想、国防思想、外交活动、婚姻家庭等方面已有一定的研究，但较少探讨他的国防外交，以及在处理外交事务中他与蒋介石之间的互动。①本文主要利用台北“国史馆”的档案资料，对蒋百里在1935年至1938年间的外交活动和国防外交理论进行考察与分析，以期对蒋百里的国防外交理论与实践有更全面的了解。 一、军事外交一元化体制 1935年日本关东军和中国驻屯军在华北制造事端，无理要求国民政府撤换热河省主席宋哲元和河北省主席于学忠，调离河北驻军于学忠部和中央军黄杰等部，撤销河北省市党部组织。日方威胁何应钦，如中国不接受日方要求，日军将在华北采取军事行动。②面对日军的武力威胁，国民政府内部意见迭出，莫衷一是。汪精卫主张满足日军的要求。他说：“数月以来，关东军驻屯军方面，对于孝侯日趋恶劣，不肖者又利用之以张声势，遂致形势愈坏，近则接触更急，恐将演成九一八之第二事件。”③何应钦也主张对日妥协。他说：“如能将此三事自动即办，日方形势当可缓和也……倘中央能俯如前请，即赐照办，则职当勉竭绵薄，继续努力，否则惟有恳请剋日另派干员来平负责。”④张学良则强烈反对撤换于学忠，认为“日人态度虽似严重，实则故意恫吓……纵有激昂者究不过少数军人。”“若因此而易人，则使日人之不骄悍者亦将骄悍，无要求者亦将要求。”⑤远在西南“围剿”红军的蒋介石，指责张学良为了团体利益而不顾大局，是不识大体，不明事理。他说：“北患紧急，内部多人又不明大体，诚所谓内忧外患相逼而来”。另一方面，蒋介石指责汪精卫、何应钦“一味苟且畏避不能稍负责，动以辞职相要，更令人增忧，重加痛苦”。⑥华北事件期间，蒋百里以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的身份考察华北数省，对日军在华北制造的事端和华北面临的危机有相当的认识。加之1933年蒋百里又曾赴日本考察，与日军参谋次长真崎甚三郎、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等进行过会谈，对日本政局及其侵华野心已有深刻的了解。因而，他在华北事件期间向蒋介石提供了大量对日外交意见和建议，强调要建立军事外交一元化的国防外交体制。 首先，蒋百里向蒋介石分析了华北事件发生的原因，以及中国外交存在的问题。他认为发生华北事件的外部原因是日本内部矛盾的外延。蒋百里说：“华北交涉远因，起于渐进派之压迫急进派太过，少将派对内欲反动而无由，故渐对外以泄其愤；近因则以大使问题而矶谷失威于上海，天津问题而酒井失威于军队，孙永明适为少壮派主力所借口，故张大其势，故意欲激怒当局”。⑦而华北事件的内部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在华北缺乏统一的应对机制，外交技术上存在较大的缺陷，处置不当。蒋百里说：“外交方针与外交技术方针者，元首定之，非私定之也。外察国际之形势，内审国家之方向，故一旦确定以后，决不能轻率改易。……今日能了解西洋【外交】技术者，颜【惠庆】、顾【维钧】以外，无他人。至于对日【外交】技术，往者尚有曾、章，今日实无全才。此次北变，敌人口实，似属于方针方面，而就震实际考察，则原因于技术方面者十之八九。”⑧因为“膺白【黄郛】对天津大不注意，而汪、殷之在关东，南京又熟视无睹，故此次北变，驻屯军则专对北平，而关东军则藉此以对南京。外部专对广田，而于军部稍疏，北平专对关东军，与日本国内陆军及驻屯军毫无布置，此皆机构不备，技术失败，既非公之方针有所错误，亦非任何人所能负责也。”⑨ 其次，蒋百里向蒋介石分析了日本政情，提出要军事外交一元化，从全局应对日本的侵略。他认为日本国内各派势力错综复杂，政局动荡不定，故其对华政策各有差异。他说，现在日本“政治以四派组成：重心重臣，背景以海军为主，曰政党；以财阀为主，曰官僚；以新兴之棒喝派为主，曰陆军。【陆军】又分两派：一为合理派，少将大佐属之，现掌重权，承认下级军官之主张而反对其革命手段；二为急进派，现被压迫，怀疑合理派之行动，将为财阀所利用。……四派相对，各怀妒意”。⑩面对日本各派错综复杂的势力，以往由南京的汪精卫应付外交派，由华北当局黄郛、何应钦应对日本军人，力图以日本外务省牵制日本陆军。蒋百里认为，国民政府采取这种应对之法难有成效，“与此辈解决中日问题，可断言五十年搔不着痒，盖财阀有保守急进改革之分，军人亦有投机侵略之别，亲甲则乙忌，联乙则丙兴”。(11)实际上，日本外务省不仅不能牵制陆军，反而引致陆军不满与反感，转而要求与中国方面直接谈判，而关东军对其军部的要求也置之不理，“事事有独立行动之态度”。(12)他进一步指出：“今以外交问题不能根本解决之故，而为局部的对付，则适中彼军财两阀侵略之计，今华北问题已成一种软性的分离矣”。(13)因此，他建议此后“集中精力以研究对日问题，则技术上唯一要点，须认明日本内部之不统一，而于此不统一中而求得一时间上之相安是也”。(14)针对敌方的特点，我方应“迎拒必须全部，解决必求根本”，“本统一之精神，用一元之方策，则未来光明，仍无有量”。(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