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地理视野中的抗战正面战场

作 者:

作者简介:
袁成毅,杭州师范大学浙江省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教授。杭州 311121

原文出处:
民国档案

内容提要:

中国国防的形态从古代到近代经历了巨大变化,先是边防(陆防)之外有了海防,继则又有了空防。伴随这一过程,中国国防地理形势也在发生变化。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国防地理形势受制于两方面的影响:一是中国政治中心南移导致的国防重心南移,二是日本在华不同地区形成的既存势力格局。此外,国民政府在全国不同地域统治力量的强弱也影响着国防地理形势。战前朝野对中国国防地理有过较多探讨,认识大体接近。为因应未来战争,国民政府分别对陆、空、江海防以及战略大后方做了布局。全面抗战爆发后,正面战场陆军作战主要在重要铁路干线和国际交通线展开;空军作战先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渐次转向华中、西南;海军作战主要沿长江航道展开,辅之以沿海要塞作战。正面战场的作战体现了国民政府“以空间换时间”的整体抗日战略。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21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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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防地理主要研究国防活动与地理的关系,研究对象包括国家地理位置的战略价值、国防地理形势、与周边国家关系、国防交通状况、海防和边防要地分布、军事基地和国防工业基地部署、国防资源分布和利用对军事行动的影响等。①地理与国防或军事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就很受重视,《禹贡》《汉书·地理志》《通鉴地理通释》《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等著述都十分注重对这一关系的探讨。

       到了近代,国防地理形势随着国防形态的变化面临新的挑战。由于西方国家从海路伸向中国,清王朝一方面需在陆上保卫边疆安全,另一方面又需防范来自海路列强的入侵,国防的形态除了传统的“陆防”,又产生了“海防”。20世纪初,随着飞机的发明及其在战争中的广泛使用,在陆防、海防之外,又有了新的国防领域——空防(防空)。除了国防形态的这些新变化,1927年以后,国民政府将都城置于南京,中国政治中心发生了由北向南的转移,国内政治地理的格局也深刻影响着国防布局;另一方面,近代以来日本在不断侵略过程中形成的在华既有势力格局,更与中国国防地理形势紧密相关。

       中国的抗日战争正是在国防形态和国防地理格局发生上述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展开的。关于国防地理与中国抗战的关系,早在抗战期间就有学者和军政界人士做过较为深入的研讨,战后也有从不同角度开展的专门研究。②本文在既有研究基础上,重点探讨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国防地理的整体形势及国民政府的防御布局,同时讨论抗战正面战场陆战、空战和海(江)作战中呈现的地理格局。

       一、战前中国国防地理形势及国民政府防御布局

       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国防地理格局较民国以前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随着中国政治中心的南移,国防中心区事实上也转至东南沿海地区,二是日本在华经过多年的经略,逐渐构建起了威胁中国国防利益的势力格局。国防地理形势的变局,直接影响着国民政府的防御布局。

       (一)国防地理形势的变局

       民国以前,中国政治中心和国防重心基本上都在北方。特别是元代以降,北京多数时间维持着国家政治中心的地位,而国防的重心主要是防范来自西、北方向的陆路侵犯者。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虽然中国的海上门户被打开,但并未改变清政府以“京畿”为中心、以北方为重心的国防地理格局。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短暂地将南京作为临时政治中心,不过很快由于孙中山对袁世凯的“让位”,国家政治中心再度转回到北京。1926年,国民党由广东发起了旨在推翻北洋政权的北伐,其间,在将国家新的政治中心置于武汉或南京的问题上虽有过短暂的争持,但在北伐尚未完成之际,国民党即于4月间发表《定都南京宣言》,称“南京地位在党务上、政治上、军事上、地理上均较武汉重要”③。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标志着南京取代了北京,成为新的国家政治中心。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国民党对全国的统治,表现出极大的不均衡性,其能够有效行使统治的地域“仅限于华中地区的几个省,或一些省的部分地区(最主要的是浙江、江苏、安徽、湖南、江西、湖北及福建诸省,但程度各不一样)”④。在华北、华南、西南、西北各省区,国民政府虽有统治之名,实则由于地方割据势力过于强大,国民党政权的政策很难得到真正推行,这一客观现实也决定了国民党政权在对外防御的布局方面,很难根据国防的实际需要做到对全国的统筹规划。因此,将以首都南京为中心的东南地区视为国民政府的国防中心区,既是中国历史上“拱卫”京师这一传统国防观念的延续,也是国民党弱势执政的现实结果。

       从中国面临的国防威胁来看,从鸦片战争以来,虽然英、法、俄、德、美等国在中国均有相当深厚的利益基础或势力范围,但由于日本距离中国最近,国力远强于中国,更重要的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明确将对外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奉为国策,因此,中国最大的国防威胁无疑来自日本。事实上,甲午战后,日本除了吞并中国周边的朝鲜和占有中国台湾外,大体上又从中国的东北、华北、华中多个地理方向,逐步展开对华全面的战略包围或渗透。

       在东北,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战败俄国,获得了在中国东北南部地区的特殊地位。此后,日本不断寻求进一步扩大在中国东北势力的机会。辛亥革命爆发后,为了让新政权疏于对“满蒙”的统治,时任日本首相犬养毅力劝孙中山将新政府首都设于南京。⑤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日本政要在“东方会议”中再次明确了先取“满蒙”的国家战略。到1931年9月,日本关东军终于发动九一八事变,实现了占领中国“满蒙”的长期愿望。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占,使清代以来形成的中国陆路国防地理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对国民政府来讲,失去东北,华北就失去了重要的战略屏障;对日本来讲,占有东北,就获得了继续向华北侵略的战略大后方。

       在华北,北京和天津一向是中国北方最重要的战略要地,但根据1901年《辛丑条约》规定,包括日本在内的外国军队可以在北京使馆区和天津到山海关铁路沿线若干处驻扎军队。日本于1902年派出兵员组成“清国驻屯军”,后称天津驻屯军或华北驻屯军,长期盘踞长城以内平津一带,到全面抗战爆发之际,驻军人数已近万人。⑥在河北,日本长期支持亲日地方政权,特别是1933年5月,迫使国民政府签订《塘沽协定》,将河北20余县划为“非武装地带”。在山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借出兵山东对德军作战的机会,将军事、政治和经济势力扩及山东。1928年日本海军还编成“第二遣外舰队”,长期以青岛为基地,活动于山东沿海。可以说,华北无论是陆上还是海上的门户均已向日本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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