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情报视野中的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

作 者:
张瑾 

作者简介:
张瑾,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原文出处: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内容提要:

情报分析是美国外交决策的重要依据和信息来源。围绕1962年中印边界争端,美国各情报机构做了大量评估和预测工作,包括对中印经济和军事实力消长、中印关系发展和变化、边界问题的由来以及中印再度爆发战争的可能性等方面的分析。这些报告在一定程度上为美国针对中印边界问题和中印关系的政策和战略提供了决策参考。美国情报反映了其冷战思维,带有强烈的反共意识形态色彩,体现了美国为了自身利益在亚洲进行的政策周旋以及它在南亚政策上的利益考量。美国希望“援印抗中”与维护美巴同盟二者兼得,但因两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未能如愿。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21 年 06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K7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21)01-0132-13

       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对亚洲的格局以及中国、印度、美国、苏联、巴基斯坦五国间的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印边界战争的结果,特别是中国主动宣布停火撤军等处理方式,大幅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国内有关中印边界战争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涵盖了战争起因和结果、历史发展进程及其意义等重要方面。①此外,美国对中印边界战争的反应和对策也是学者较为关注的一个问题,相关成果重在分析美国的战略目标、实施计划及其在中印关系演变中起到的作用。②这些研究为本文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思路和资料。

       近年来,随着美国外交档案的逐步解密,有关美国对中印边界冲突的态度和对策的可资利用的一手文献越来越丰富。新近出版的一些论著在不同程度上使用了这些新解密档案,但还或多或少存在对档案的解读和利用不够系统和充分的问题。美国对各国的情报搜集和分析是美国外交决策的重要依据和来源,其重要性在军事上尤其突出。中印边界冲突发生前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国家安全局(NSA)、国防情报局(DIA)、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局(INR)、国防部委托机构兰德公司(RAND)等,纷纷搜集相关情报,并做了大量评估和预测工作,内容涉及中印经济和军事实力消长、中印关系发展和变化、边界问题的由来以及中印再度爆发战争的可能性等诸多重要问题,直接影响了美国相关战略和政策的制定。本文将以有关中印边界战争的美国解密情报档案为中心,通过梳理和比较,探讨这些情报所反映出的反共意识形态和冷战思维模式,追索其对美国制定地区战略和对中、印外交政策的影响,揭示美国维护自身利益的本质及其南亚政策的战略野心。

       一、战前美国情报对中印形势的评估

       新中国的成立壮大了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特别是在经历过朝鲜战争后,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孤立、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中国毅然决然地大力发展工业,经济和军事实力日渐增强,国际影响力也随之提升。美国情报部门对中国和东南亚、南亚地区形势的基本判断是,中国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将长期存在,而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功范例,中国的革命经验和经济发展模式会对亚洲国家产生进一步的影响;印度和巴基斯坦作为独立不久的新兴民主国家,则在南亚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在冷战的总态势下,美国自然迫切希望在亚洲培植新盟友,以助力美国在亚洲的利益维护。如果美国能与印、巴这两个南亚大国结成同盟,则势必会更好地协助美国实现在亚洲地区对中国势力的制衡。正是基于这样的政策考虑,20世纪50年代,美国情报部门对亚洲的关注度较先前有增无减,特别是加大了对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动向的针对性情报分析和评估,包括对中印两国实力的分析和对中印边界争端的基本认识、评判或预测,并成为白宫方面相关外交决策的重要参考。这些情报分析和评估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中国经济、军事实力增长情况及其在亚洲的影响力的评估。美国情报部门持续关注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及其对亚洲各国的政治、经济和心理等的影响力走势问题,并力图理清中国将对周边国家和地区采取怎样的策略,以及其中的军事因素和非军事因素的权重。中国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倡导和推动亚洲地区共产党和非共“革命民族主义”武装斗争,是美国人尤其敏感的问题。③

       1954年末的美国国家情报评估报告《1957年亚洲的共产主义行动方针》,分析了当时亚洲共产主义的发展形势,表达了对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和地位持续加强的忧心,敌视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倡议。该报告认为,目前共产党在亚洲的策略是要用“和平共处”的原则来说服非共产主义国家,同时继续扩大战争能力;基于“美国的政策是亚洲新和平时代的唯一障碍”的判断,共产主义者提出“分裂自由世界,特别是将美国与其盟国分离”的策略。报告将中国的“和平共处”原则视为共产党人的“和平攻势”,将这一原则在亚洲产生的良好影响力称为“欺骗”;认为八国《马尼拉条约》(Manila Pact,全称为《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的缔结,以及美巴同盟的建立,有可能抵制未来共产党的压力,只不过迄今为止效果尚不明显。报告还针对性地研究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军备和战斗力情况,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工业基地的陆续发展,中国通过经济手段进行政治战的能力将会得到加强。④该报告清晰地表达了美国对中国共产党在亚洲发挥影响力的敌视,以及对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增强的警惕意识。

       1956年1月,中情局预估了1960年中国共产党的能力和可能采取的行动,对中国的政治局势、经济发展、海陆空军事能力、中苏关系以及中国在亚洲的可能性行动等做了全面评估。⑤该情报认为,中国能够维持政权的稳定性,并将在重工业等经济领域取得进步;在苏联的大力援助下,中国会在1960年前加强军队建设并实现军队现代化。

       第二,关于印度战略地位和中印关系的评估。出于同苏联竞争及扩大自身势力和利益的考虑,美国期望印度成为西方阵营在南亚的桥头堡,以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为此,美国情报部门不断提升对印度的关注度。但受制于业已与巴基斯坦缔结军事同盟,以及对印度奉行“不结盟”政策心存不满,美国试图把印度拉入西方阵营的设想始终未能实现。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1951年报告认为,“(如果)印度被共产主义势力打败,就意味着实际上失去整个亚洲,将会对美国的安全利益构成严重威胁”;⑥1954年报告指出,印度“是南亚国家中对自由世界做出长期建设性贡献的最具潜力的国家”;⑦1957年报告进而强调,印度的经济发展将会影响国际政治,而中印竞争的结果“将在整个亚洲和非洲产生深远影响”。⑧1954年的美国情报评估报告也警告说,苏联和中国将越来越重视印度,对印度宣传“和平共处”政策,竭力促使印度继续保持中立,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使它更接近共产主义阵营。⑨上述情报都表明,20世纪50年代美国南亚政策的重点之一是与印度建立友好关系,力促它加入西方国家阵营,并将其树立为美国在亚洲对抗共产主义的重要堡垒。美国对印度的战略定位,是使它成为抗衡中国的利器。在美国看来,印度在亚洲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尤其是在与中国的竞赛中,印度的成败将直接关系到“自由民主世界”的威望以及美国的安全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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