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21)02-0050-22 doi:10.3969/j.issn 1007-6522.2021.02.005 1957年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因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这篇著名的文章也被称为“四八社论”。其中指出,1957年仅有小部分初中和高小毕业生能升学,绝大多数将不能升学,主要出路是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并且“这种情况将是长期现象,而不是暂时现象”。为此,社论中对社会上流行的下乡种地“丢人”“没出息”“下贱”“不光荣”“没前途”,甚至“只重视脑力劳动,看不起体力劳动者”等言论观念作了批评。社论还反复强调,劳动是神圣光荣的事业,每个毕业生都要富有理想,要“吃苦在前,享福在后”,克服眼前困难,服从国家长远利益的安排。正是在突出参加农业劳动是符合社会主义价值的光荣事业的历史话语的推动中,国家为广大中小学毕业生规定着出路。 那么,为何在1957年这个历史节点国家会对中小学毕业生的出路问题作出如此郑重的指示和强调?其依托的历史事实和动因是什么?或者说,在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后的第一年,一切都在高扬社会主义之优越性的历史关口,怎么会突然把中小学毕业生的升学和就业问题作为特别值得关注的大事件来加以制度性的安排?这一做法针对了哪些社会状况?中国共产党对当时社会状态的如此把握和解决之道又具有什么样的问题史?本文将紧扣历史脉络,就这些问题展开分析和讨论,希冀为解决当前中小学教育存在的一些结构性难题提供有效的历史之思。 一、“四八社论”的可见与不可见 1957年2月18日,刘少奇率调查组沿着京广铁路南下,对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州等地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访问,先后与当地领导干部、工人学生代表及民主人士多次座谈,有关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问题是讨论的重点之一。3月13日刘少奇到达武汉的当天晚上,和随行调查组开始讨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一文的初稿。3月22日,刘少奇在与长沙市中学生代表的座谈会上指出:由于各种条件限制,中小学毕业生不可能都升学,将有很大一部分要转入生产,所以应届毕业生及其教师、家长,都应当做好升学和不能升学两种心理准备。对于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今后主要方向是从事农业生产;一切下乡的青年学生,应当努力成为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式农民,这个前途是光明的、伟大的。3月31日,刘少奇和调查组到达广州后,继续修改、审定《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一文,并致信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请他将此文报送中央审定后再发表。信中写道:“各地学生和教员以及家长,为了升学问题,情绪都十分紧张。在没有听到认真的解释以前,不少学生准备在不能升学时闹起来,在听到这种解释以后,不少的人也觉得下乡种地是有前途的,不丢人的。因此,现在十分需要有这样一篇文章。”“现在有不少学校的学生对学校当局进行的所谓劳动教育,大有反感。原因是这种所谓劳动教育是枯燥无味的教条,不能解决学生思想中所存在的实际问题,同时又勉强学生重复地去听报告,开讨论会,妨害学生准备升学考试。此点,请告教育部和青年团的同志注意。”[1]可见,“四八社论”主要是依据刘少奇南下调查中的相关座谈讲话内容整理、修改,并经中央审定后发表的。 在刘少奇写给杨尚昆的信中,强调此社论的目的是要提供一种“认真的解释”,用来缓解或平息因学生不能升学而可能出现的紧张局面。因为缺乏带有政策指示性的正确舆论导向,才导致各地不断出现“罢课”“闹事”等问题,而且已有的“所谓劳动教育”又让不少学生“大有反感”,觉得“枯燥无味”。这是进一步剖析“四八社论”时首先要注意的。在南下调查时与学生代表的座谈,凸显的是刘少奇调查了解中小学毕业生对参加农业生产问题有何认识和反应的经验事实,而社论文章则是在面对现实问题时所作出的针对性回应。因此,在讨论1957年动员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实践问题时,“四八社论”所涵盖的历史内容和它的现实指向性就应该得到足够的关注。 概言之,社论中含有三方面内容:首先是对中小学毕业生大部分不升学的问题作了解释说明,指出新中国教育事业发展到1957年,已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个变化就是由原来的“高中毕业生几乎全部升学,初中毕业生大部分升学、小部分不升学的情况”开始变成“高中毕业生大部分升学、小部分不升学,初中和高小毕业生小部分升学、大部分不升学的情况”。前一种情况主要是由于中等教育赶不上高等教育发展需要,在高中毕业生数量增长未能适应高等学校招生需要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临时性的”“特殊现象”;而后一种情况则表明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后,“我国的教育事业开始转入比较正常的状态”,“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总的趋势将是有更多的小学和中学毕业生不能升学,必须参加生产”,并且“这种情况将是长期现象,而不是暂时现象”。社论进而强调,应届毕业生及其教师,特别是家长,对于其出路问题就应有升学和不能升学两种打算。能顺利升学,固然很好。如不能升学,也不要看作是多么“不得了”“不能见人”的事情,而要看作是一件普通的事情。由此,安排不能升学的毕业生的出路问题就成了国家和社会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于是“如何安排?”和“安排他们做什么?”便成为关键性问题,尽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的国家对全国所有的人都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但要落到实处也不是容易的事。组织自学小组、补习班,或进民办学校,为继续升学作准备,这是一种安排,可仍会面临升学不成或就业的问题。并且以此种方式来解决中小学毕业生的出路问题,只能解决极少数人。所以,社论认为农村才是最能容纳人的地方,农业又是容纳人数最多的领域,“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