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语言之间通过翻译而相互接触并影响语言发展变化的理论研究，是国际学界关注的热点，尚处于探索和建构阶段。关于语言接触理论，早期研究多建立在魏因赖希（Weinreich）、①豪根（Haugen）②等的研究框架之内。魏因赖希较早提出“介入”（interference）的概念，并认为“介入，在言语中犹如河流中的细沙；而在语言中，就像沉积于湖底的细沙”。③这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流动性，而后者则随着时间推移逐渐融入和固化至目标语中。 一直以来，在语言接触领域较具解释力且被广泛运用的理论建构主要是托马森和考夫曼（Thomason and Kaufman）④的语言接触理论、约翰逊（Johanson）⑤的语码复制理论、海涅和库特娃（Heine and Kuteva）⑥的语言接触与语法演变理论等。近些年关于接触语言变体的理论也逐渐被应用到该领域，⑦增添了新的解释角度。这些理论之间有其共通之处，也有各自的侧重。翻译与语言接触理论在不断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一条独特的脉络。翻译是语言接触的一种形式，接触之后的语言变化会在不同语体的语言上有所体现。翻译语言及语体不仅受到源语影响，也可能对目标语言在语体上产生影响。语言接触及影响的理论研究，若忽视描述语言接触的社会文化情境，则会止步不前。因此翻译和语言接触的问题值得在理论上深入探讨。 二、语言接触理论的发展 从理论层面来看，翻译带来的语言变化是语言接触研究的一个分支。翻译作为语言接触的一个媒介，会对原创语言产生影响。在语言接触研究的发展脉络中，随着双语者在口语语言接触中的作用被认识，翻译者在书面语言接触中的作用也逐渐得以彰显。 语言接触研究的理论文献，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自魏因赖希的著作（1953）问世以来，⑧不同语言之间的聚合现象逐渐受到关注，源语对于目标语语言的介入逐渐引起学界关注。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种观念得以发展，人们逐渐从社会文化和认知的角度来考察其运行的机制。⑨托马森和考夫曼对语言接触所引发的语言变化作了归纳，并在其后的著作中对这种变化的机制进行了挖掘和系统化整合。⑩迄今为止，翻译和语言发展的研究其实从未停止，这为相关理论建构提供了基础。而随后以克兰尼奇（Kranich）等为代表的建立在较大规模语料的实证研究，极大地促进了该理论的发展。(11) 语言结构拒绝因语言接触而引起变化，这一观点似乎在很长时间得到了许多语言学专业人员的认可。这应是来源于索绪尔有关“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的划分。(12)语言某些部分，如语音和词汇，由于外部压力而受到外界的影响似乎毋庸置疑，但是语法结构长期以来被认为不会因为外力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即对这些变化具有免疫力。尽管近些年仍有学者秉持如此看法，但事实上，目前已有大量研究认为，语法结构也可能因外力作用而逐渐发生些微变化。下文将对语言接触理论的发展作一简要梳理。 （一）萌生期 魏因赖希的《接触中的语言：发现和问题》通常被认为是较早对语言接触问题进行系统性探究的著作，也是该领域被广泛引用的文献之一。这部著作从语言系统的角度对不同语言之间的相同之处作出比较。在此之前的研究更多的是借助语言接触来解释语言系统之间缘何不同，即描述语言之间的差异。不过，这部著作主要是关于口语语言接触的研究，书中对书面语言接触虽有所提及，但着墨较少。尽管如此，这部著作由于将语言接触的研究从个案分析导向了系统研究而备受关注。此项研究与跨语言的语言类型学相并立，但更多的是强调语言之间的相通之处。语言之间的系统比较可以对两种语言之间发生影响进行质性和量化的统计。就实质而言，此类研究试图考察语言之间通过语言接触发生影响的制约性因素。 魏因赖希认为语言接触中的介入现象受到语言结构因素和非结构因素的共同影响。非结构因素主要是：（1）表达者的整体表达能力和对两种语言进行区分的能力；（2）每种语言的精通程度；（3）对于所谈论话题的专业化程度；（4）学习每种语言的方式；（5）对于每种语言的态度，个性的还是固定模式的；还有（6）双语团体的规模以及社会文化同质性还是异质性；（7）对于混合语言的包容程度。(13)可见，魏因赖希对非结构因素的概括很强调双语者和社会文化的作用。在这部著作中，虽然并未提及翻译，但是为翻译和语言接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成长期 托马森和考夫曼、约翰逊等在魏因赖希著作的基础之上，对语言接触引起的语言变化进行了更为系统和详细的梳理，弥补了魏因赖希著作中的不足。托马森和考夫曼提到梅耶（Meilet）、萨丕尔（Sapir）、布拉格学派、魏因赖希以及现代生成语法学派的学者，索绪尔的继承者们试图从语言结构的角度对其决定因素进行解释，但是都不大成功。(14) 托马森和考夫曼提到的语言“介入”现象包括两类，分别为借用（borrowing）和潜在介入（substratum interference）。(15)“借用”是指外来语言特征被这种语言的使用者融入本族语中，本族语仍然维持，但由于外来成分的添加而有所改变。并且认为最先进入一种语言的往往是词汇，之后随着语言接触时间的增长，结构借用也会发生，而这种结构的改变往往伴随着较为广泛的双语制。(16) 潜在介入，在托马森和考夫曼看来，是“在语言的转变过程中不完善的群体习得”。(17)这里的“不完善”并非指缺乏这种学习的能力，而是与习得者的态度或者目标语中有无这种结构相关。在这一类介入现象中，最先进入一种语言的往往是声音和句法结构。托马森和考夫曼进一步对轻度、中度和重度介入现象按照不同的等级进行了区分，并探讨背后的制约因素。如从轻度到中度的结构介入现象中，往往融入其中的是最能与目标语语言在语言类型上功能较为一致的成分；从中度到重度的变化中，部分转移的特征多是从语言类型角度而言对于目标语语言的显著创新。在他们的著作中，社会因素的作用得到强调，并且将语言接触的等级与其不同阶段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类。(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