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临床语言学是语言学、临床医学、神经科学等多学科交叉的产物。1981年David Crystal《临床语言学》（Clinical Linguistics）的出版被认为是临床语言学成立的标志。该书认为临床语言学即“将语言科学应用于临床情境下的沟通障碍研究”，指出临床语言学要承担描述患者自身或医患互动的语言行为，对病人语言行为进行分析、分类、评估，由此帮助完成障碍语言的治疗与管理，并对疗效进行评估以明确语言分析的作用等任务。事实上，临床语言学被提出的历史不到40年，而对语言障碍的临床研究则要早得多，至少可以追溯到1861年法国神经科医生Paul Broca对语言障碍患者的研究。Broca对语言障碍的研究，从朴素目的来说是要建立语言与脑之间的联系，以今天的发展眼光来看，就是要用当时一切可用途径（即失语症）建立语言脑机制理论。这些努力最终促成了神经语言学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因而，临床语言学最终也要从语言行为分析回归到语言脑机制上来，实际上其已成为了神经语言学之一部分，两者长期以来密切交织发展。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就开展了神经语言学相关的译介与实验研究，取得了显著进步（杨亦鸣2012；Yang，Zhu和Chen待刊）。随着无创伤认知神经科学技术的应用，使得神经语言学在语言障碍患者之外还可以健康个体为对象开展语言脑机制研究，大大拓展了神经语言学的研究空间。与此同时，国内语言障碍患者需求大增，面向语言障碍成立独立的临床语言学学科就水到渠成了。为此，本文拟梳理国内外临床语言学进展和国内语言障碍现实需求来探讨中国临床语言学学科内涵与科学架构。 2 临床语言学的发展历程分析 2.1 临床语言学概念的嬗变 Crystal（1981）将语言科学应用于临床情境下的沟通障碍研究，赓续了著名语言学家Roman Jakobson的研究旨趣。Jakobson将结构主义分析法应用于儿童语言习得和成人语言障碍，发现了语言退化与习得的顺序对应关系，于1941年整理出版了《儿童语言与失语症》一书，当1968年以英文再版发行时，该书迅速在国际上形成了广泛影响，使学界认识到将语言科学及技术应用于障碍分析对于理解语言障碍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未来即将出现的临床语言学规定了其存在的独立性和合法性。事实上，Crystal自己就对语言分析做了很多工作，其与同事开发的一套语言“分析”程序，还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形成了广泛的影响。 但临床语言学概念甫一提出就引发了学界争议。Crystal认为，临床语言学虽然可以利用临床数据为语言理论提供证据，但这并不是重点，这一学科的重点是将语言学应用于沟通障碍研究（Crystal 1981）。但学界很快就形成共识，将这两方面均纳入临床语言学学科范畴。例如，Ball和Kent（1987）在专业期刊《临床语言学与语音学》（Clinical Linguistics和Phonetics）的创刊词中指出，临床语言学既要将语言学和语音学技术应用于临床问题分析，也要通过临床数据为理论问题的解决做出贡献。成立于1991年的国际临床语音学与语言学协会（International Clinical Phonetic and Linguistics Association，ICPLA）也传播了这一理念，语言理论与障碍语言之间的互动成为临床语言学的基本研究内容。在逐步发展成熟的过程中，临床语言学的概念再次发生了变化。Cummings（2008）认为，Crystal所说的仅仅把语言障碍从患者身上抽离出来作为孤立材料进行处理是不够的，障碍总是与鲜活的个体病因、求诊需求等联系在一起的，应关注这些患者对诊治的需求，临床语言学必须将语言障碍的病因研究和诊治加进来，这就需要扩大临床语言学的定义。因而他提出，临床语言学是“研究人类语言产生、传输和接收过程中发生的全部缺陷的科学”，这就回应了早期语言学在语言障碍临床中的应用。事实上，长期从事临床语言学研究的学者编写的语言评估量表《失语症综合测验》（Comprehensive Aphasia Test，Swinburn，Porter和Howard 2004）及其多语种版本（Fyndanis等2017），就很好地反映了从语言分析到语言诊治的定义变化。进一步地，Perkins和Howard（2011）认为，当前科学的特点是交叉，没有哪一个学科可以独立发展，学科交叉使得临床语言学固有的多学科属性越发明显，沟通障碍可能是多层面信息交互作用的结果，因而提出临床语言学在研究沟通障碍时，不仅要强调语言方面，也要关注障碍与非语言领域的交互作用。这样，临床语言学的定位就从应用语言学的分支转到了跨学科交叉前沿，也就是从当时实际上注重对障碍语言进行理论分析的狭义临床语言学，走向了包含语言障碍机制、语言评估与干预的广义临床语言学（神经语言学之一部分）。 2.2 临床语言学与发展中的神经语言学的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