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the Key Program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of China “Research on Contemporary News Concepts(Grant No.17AXW001)and the Independent Research Project of Tsinghua University “Journalism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Media Technology”(Grant No.2019THZWJC57). 一、问题的提出：智能媒介技术与人的主体性问题 新闻生产研究是新闻传播学的经典话题。传统的新闻生产研究主要从新闻社会学的视角，通过对新闻室进行深度观察来分析新闻内容生产(塔奇曼，1973/2008)，或者从场域或权力视角来分析政治、经济等因素对新闻生产的影响，以及各个场域之间的权力关系与权力变化(内维尔，本森，2005/2017；舒德森，2007/2010)。这些研究主要关注社会关系，而对媒介技术的影响讨论得较少。但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技术革新与新媒介技术在新闻领域快速扩散，使得具有深厚社会学视角新闻生产研究的美国学界，又开始重新关注技术主义的研究范式。这一范式强调技术处于新闻生产的核心地位，在理论视角上颠覆了传统新闻研究对以人作为新闻传播主体的关注，以及对新闻内容生产和消费过程的关注(张斌，2011)。进入新世纪以后，由于互联网等新技术开始在国内普及，国内学界也开始讨论媒介新技术带来的影响。前期主要关注互联网与媒介融合(崔保国，1999；孟建，赵元珂，2006)，2009年前后的讨论则主要集中在新媒体和社交媒体对新闻生产的影响上(丁未，2009；刘丹凌，2012；翟星渊，2016)。 最近数年，基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智能媒介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全面重塑和再造新闻与资讯的生产、分发、用户互动与评价等全部流程环节。在这个激烈的变化过程中，社会媒介系统的结构与权力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人是媒介的主体”的传统观念形成了明显的冲击。这种激烈的变化引起了学界的多重反响。对新技术条件下新闻生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部分。第一类研究从技术主体性的角度出发，强调智能媒介技术在效率上的巨大优势，认为更加“个性化”与“人性化”的智能媒体“使得新闻信息为用户而生，使媒体越来越懂用户所想与所需”(喻国明等，2017)；而智能技术赋能下的新闻生产尤其是人工智能写稿机器人的应用，由于其在技术上的“突破性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特征，应该被当作新时代的新闻生产主体(之一)来看待(Power，2012；Belair-Gagnon et al，2017)。对于这种观点来说，强化智能技术主体的发展和应用，是一种需要正面推动的思路。 第二类研究则更深入讨论智能媒介技术在新闻生产、分发、用户互动与评价方面的深度应用，以及这种应用所带来的社会后果和伦理问题，并在这个基础上重申人的主体性。例如，智能媒介技术在新闻领域的大规模应用不仅带来了“黑箱”问题，而且造成多种“社会格局变化”(仇筠茜，陈昌凤，2018)，在新闻与社会的各个层面造成了非“向善”的后果(匡文波，2021)。更为严重的是，智能算法推荐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可能会导致作为统合性价值体系的主导意识形态面临着凝聚力弱化、权威失落、引导乏力和认同窄化的风险(张林，2021)。这个类别的研究明确反对人工智能、自动化技术具有“主体性”。如杨保军(2013)认为将智能机器主体化是“浪漫主义的表现”，在“人—机”共同主体结构中的新闻生产传播中，人依然是唯一主体(杨保军，2018)，因为技术仅仅是“工具”而人才是终极目的(杨保军，李泓江，2019)。薛宝琴(2020)坚持“人是媒介的尺度”，认为尽管人工智能具有强大的数据分析和内容整合能力，但仍然难以成为“新闻伦理主体”。杜娟(2019)强调保持“人是智能的总开关”的统摄地位才能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匡文波(2021)提出要解决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伦理困境”，必须要“坚持以人为本，重视人的价值”，提升人的主导作用。长期关注自动化新闻的Nicholas Diakopoulos(2020)、Jason Whittaker(2019)和Wu et al(2019)虽然以一种更加积极的态度看待算法、自动化技术与新闻的联合，但也对人在其中可能占据的主导角色持乐观而肯定的态度。 与上述尝试阐述技术主体性或者强调人的主体性的观点不同，第三种视角试图调和人和技术的之间的对立关系。例如姚建华(2021a)认为伴随着“自动化新闻”技术的普遍应用，新闻记者正在经历由“去技能化”向“再技能化”转型，且进一步向“多技能化”转变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写稿机器人和新闻记者作为自动化新闻生产中的两种主体正在形成一种“共存关系”而非零和游戏式的“竞争关系”。这种共存关系如果能够在根据双方优势、强化二者不同职能分工的同时，能够“促进主体间的双向理解、建立人机合作的‘新闻把关’机制”，那么可以实现人机之间的融合即“人机联姻”的关系(姚建华，2021b)。 上述三类研究从新闻生产实践的多个方面诠释了媒介技术在新闻与信息生产以及流通全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并从三个不同角度分析了人与智能媒介技术之间的主客体关系，具有深刻的理论和社会洞见。然而，这些研究也存在两个层面的明显问题。一是“新闻生产”的定义过窄的问题。这些研究对新闻的自动分发及其社会后果的伦理问题、新闻生产过程中编辑室内的自动新闻生产和机器人写稿的技术主体性问题较为关注，而对于智能媒介技术情境下的广义“新闻生产”的探讨比较有限，对智能媒介技术在整体新闻产业中的实践可能性——算法模型设计与开发，数据汇集、清洗、标记与存储，新闻生产智能机器的深度学习与智能开发，数据挖掘与利用等方面等内容，则关注较少。二是过于强调技术媒介与人的关系的当下性，部分忽略了媒介技术—社会关系的历史性问题：这些文章彼此之间虽然存在较大分歧，但却共享一个重要观念，即智能媒介的广泛应用对人的媒介主体性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而且这种冲击是一种典型的新技术—社会现象。
